第五章（2/2）

“斯大林格勒。在那里，英国人扭转了战争局势。在这本书中，隆美尔没有和从苏联南下的德国军队会师，冯·保卢斯率领的德国军队，你还记得吗？所以德国人就不可能继续推进到中东地区，获得他们急需的石油，或者像事实发生的那样，推进到印度。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可能和日本会师。然后——”

“世上没有人能战胜埃尔温·隆美尔。”温德姆—马特森说道，“这个家伙虚构的事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英雄般的‘斯大林格勒’，任何牵制行动不过都是在拖延最后结果的出现，但不会改变这个结果。跟你说，我见过隆美尔 。一九四八年我在纽约出差的时候。”其实他只见过一个驻美军政府首长，而且只是在一次招待会上远远地瞧了一眼。“那家伙真威武。气宇轩昂。所以我说的全是有根有据的。”他圆了自己的话。

丽塔说：“隆美尔将军卸任以后，那个讨厌的拉默斯接替了他的职位。从那以后就出现了大屠杀和集中营。”

“这些在隆美尔任职期间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丽塔做了个手势，“那不是官方的。或许是党卫队恶棍们的行径，然后……但隆美尔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老派的普鲁士人。他很严厉——”

“让我来告诉你谁在美国做好事，”温德姆—马特森说道，“你能指望谁来振兴美国经济。艾伯特·斯佩尔。不是隆美尔，也不是什么行业组织。斯佩尔的任命是纳粹党最英明的决定。他让所有贸易、公司、工厂——所有的一切——全都重新运转，而且是高效运转。要是我们这儿也像那样就好了——现在，我们这儿的每个行业都有五班人马在竞争，真是极大的浪费。没有什么比经济竞争更愚蠢了。”

丽塔说：“那种工作营地，东部的那些宿舍，我在那儿根本就没法生活。我有一个女朋友，她曾在那儿生活过。他们检查她的信件——这件事她一直没能对我说，直到回到西部以后才告诉我。早上六点半乐队奏乐，她们就得跟着起床。”

“这些你会习惯的。你有干净的宿舍、充足的食品，还有娱乐消遣和医疗保健。你还要什么呢？难道还要在啤酒里加个鸡蛋？”

在旧金山夜晚的寒冷雾气中，温德姆—马特森驾驶着德国制造的大轿车悄然前行。

田芥先生双腿盘坐在地上。他端着一个没有把手的杯子，里面泡着乌龙茶。他往杯子里吹吹气，然后微笑地看着贝恩斯先生。

“这地方真舒服。”贝恩斯先生马上说道，“太平洋沿岸这边有一种宁静。和我过来的那边截然不同。”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地方。

“‘神总是以比兴的方式对人说话。’”田芥先生笑着说道。

“什么？”

“我是说神谕。对不起。寻羊毛，羊皮会回应。”

是异想天开 [10] 吧，贝恩斯心想。田芥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他在心里笑了笑。

“我们荒唐得很，”田芥先生说，“因为我们靠一本五千多年前的古书指导生活。我们向它请教，似乎它是活的。它的确活着，就像基督教的《圣经》。许多书都还活着，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活着。精神赋予了它生命。你能理解吗？”他盯着贝恩斯的脸，观察他的反应。

贝恩斯仔细斟酌措辞后说道：“我——对宗教所知不多。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其实他并不知道田芥先生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贝恩斯先生想，我一定是累了。今晚一到这儿，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小。所有的东西都比日常生活中的小一圈，让人觉得滑稽。这本五千年前的古书是本什么样的书？那只米老鼠手表，以及田芥先生手上这只易碎的杯子……还有贝恩斯先生正对面墙上的那颗巨大的水牛头颅，狰狞恐怖。

“那颗头颅是干什么用的？”贝恩斯先生突然问道。

“只是为了让我们想起往昔的土著民风而已。”

“我明白了。”

“要不要我给你表演一下屠宰水牛的艺术？”田芥先生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身来。现在是晚上，在自己家里，田芥先生穿了一件丝绸长袍，脚踏一双拖鞋，脖子上搭了一条白围巾。“我跨上铁骑。”他做了个骑马的姿势，“膝盖上放着一支我自己收藏的一八六六年温切斯特步枪，百发百中。”他疑惑地看了贝恩斯先生一眼。“先生，你旅途劳累了？”

“恐怕是，”贝恩斯先生说，“有一点不胜疲劳。有许多生意上的事要操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烦心事，他心想。他的头有点痛。不知道太平洋沿岸国这里有没有ig法本公司生产的镇痛药，他的偏头痛需要这药。

“我们一定要有信仰，”田芥先生说，“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单靠自己，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贝恩斯先生点点头。

“我妻子有样东西可以治你的头痛。”看到贝恩斯摘掉眼镜，用手揉着前额，田芥先生说道，“眼肌疲劳会引起疼痛。请等一等。”他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

我需要的是睡眠，贝恩斯先生想。美美地睡上一晚。难道是因为我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为这个局面异常艰难，所以我退缩了？

田芥先生拿来一杯水和一种药丸。贝恩斯先生说：“我得跟你道别，回我的旅馆了。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明天继续谈。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第三方要加入我们的谈判？”

瞬间，田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惊讶之情。但这种惊讶之情很快消失，他的脸上又呈现出满不在意的样子。“没有听说过。不过——有第三方参加一定更有意思。”

“这个第三方来自日本本土。”

“啊。”田芥先生应道。这次控制得很好，一点没显惊讶。

“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商人，”贝恩斯先生说，“正在乘船来这里。已经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他讨厌乘飞机。”

“真是位古怪的长者。”田芥先生说道。

“他对日本本土市场很有了解，会给我们带来有用的信息。但他是来旧金山度假的。虽然他来不来不是十分重要，但他的加入可以使我们的谈判更具针对性。”

“没错。”田芥先生说，“我离开本土已有两年了。他可以纠正我们关于本土市场的一些错误看法。”

“这颗药丸是不是给我吃的？”

田芥先生猛然醒悟过来，低头看了看，发现水和药丸还抓在自己手上。“对不起，我忘了。这种药很灵验，叫逍遥丸，是中国的一家药厂生产的。”他伸出手掌，又加了一句，“不会形成药物依赖。”

“那位老人，”贝恩斯先生服药的时候说道，“可能会直接跟你们商会联系。我把他的名字给你，以免你的人把他赶走。我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有点耳背，而且比较古怪。我们要确保让他开开心心的。”田芥先生似乎听明白了。“他喜欢杜鹃花。在我们安排会面的时候，如果你能派人跟他聊个把小时杜鹃花，他会很高兴的。他的名字，我写给你。”

贝恩斯先生服下药，拿出笔写下名字。

“信次郎·矢田部先生。”田芥先生接过纸片，读道。他认真地把纸片塞到皮夹里。

“还有一点。”

田芥先生在杯沿慢慢呷了一口，认真听着。

“一个棘手的小问题。那位老人——这问题有点尴尬，他快八十高龄。在他事业的末期，他的一些公司经营得不好。你明白吗？”

“他不再富有了，”田芥先生说道，“或许还靠养老金生活。”

“是的。而且养老金少得可怜。因此，他得在这里那里想办法增加点收入。”

“这违反了某项小规定，”田芥先生说，“日本政府和政府官员条例。我明白了。这位老先生给我们提供咨询，可以获得一笔薪金，但他没有向退休金委员会报告。因此，我们不能对外透露他来我们这里，他们只能知道他是来旧金山度假的。”

“你很善解人意。”贝恩斯先生说。

田芥先生说：“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我们还没有解决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随着医疗卫生的进步，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中国人告诉我们要敬老，他们是对的。但德国人却让我们忽视了这种美德。我知道他们屠杀老年人。”

“德国人。”贝恩斯嘀咕道，又揉了揉自己的前额。药丸起作用了吗？他感到有点昏昏欲睡。

“你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疑和欧洲堡垒有许多接触。比如，你是从滕佩尔霍夫机场登机的。你这样的立场是否合适？你是个中立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不知道你说的立场指的是什么。”贝恩斯先生说。

“对老弱病残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无用人员的看法。‘一个新生婴儿有什么用？’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家问过这个著名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反复琢磨。先生，总的来说，新生婴儿没有任何用处。”

出于礼貌，贝恩斯先生嘀咕了一两声，但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见。

田芥先生接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是满足其他人需要的工具，难道不是吗？”他急切地把身子往前一倾，“作为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请你说说你的见解。”

“我没有什么见解。”贝恩斯先生回答说。

“二战期间，”田芥先生说，“我在中国担任一个小官。上海。在那里的虹口区，有一个犹太人聚居地，战争期间由日本帝国监管。这些犹太人靠大家的救济生活。上海的一位纳粹部长要求我们把这些犹太人都杀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上司的回答：‘这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日本人认为这种行为是野蛮的，所以拒绝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明白了。”贝恩斯先生轻声说。田芥是不是在引我上钩？贝恩斯先生思忖。他马上警觉起来，注意力也慢慢集中。

“纳粹人，”田芥先生说，“认为犹太人是亚洲人，非白种人。先生，日本上层人士一直对这句话耿耿于怀，甚至日本战时内阁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我还没有和德国公民讨论过这件事——”

贝恩斯先生插话道：“我不是德国人，所以不可能代表德国人发表意见。”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我明天再和你讨论。对不起，我的头脑有些乱。”其实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他想，我得离开这儿。这家伙把我逼太紧。

“请原谅我愚蠢的执着。”田芥先生立刻走过去开门，“哲学上的思辨让我忘记了人类的实际情况。这边请。”他用日语说了一句什么，前门就打开了。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出现在门口，他微微鞠了一躬，看着贝恩斯先生。

是给我开车的司机，贝恩斯先生想。

或许我在汉莎航空的飞机上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的慷慨陈词会给我带来麻烦，他突然想到。想起来了，叫洛策。如果他鬼使神差地以某种身份出现在日本人这里，那就糟了。

他想，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对他讲那番话啊，但现在悔之晚矣。

我不是恰当的人选，一点也不是，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但他转念一想，作为一个瑞典人，我可以对洛策讲那番话，没有太大关系。一切正常。我是太过小心了，将以前的习惯带到这里来了。我其实是可以发表一些公开意见的，我得学会这一点。

但是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又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他的骨头和他的器官，全都不听指挥。他对自己说：张开你的嘴，说点什么，什么都行，说点想法；你一定得做到，否则就别想成功。

想到这，贝恩斯先生说道：“或许你是被潜意识中的某种迫切的原始意象驱动，这是荣格的说法。”

田芥先生点点头，说道：“荣格我读过，明白了。”

他们握握手。“我明早给你打电话。”贝恩斯先生说，“再见，先生。”说着他鞠了一躬，田芥先生也鞠了一躬。

那个面带微笑的日本青年上前一步，对贝恩斯先生说了些什么，但贝恩斯先生没听懂。

“什么？”贝恩斯说道，一边拿起自己的外套，朝门廊走去。

田芥先生说：“他在用瑞典语跟你说话，先生。他在东京大学选修过一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课程，对你们的伟大英雄古斯塔夫二世非常着迷。”他体谅地笑了笑，“但是，他想掌握这门异国语言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毫无疑问，他用的是留声机唱片教程。他是个学生。这类教程因为便宜，所以很受学生欢迎。”

那个年轻人显然不懂英语，笑着鞠了一躬。

“原来如此。”贝恩斯轻声说道，“那么，我祝他好运。”他心想，我自己也有语言上的问题，而且是显而易见的。

上帝——那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在开车送他回旅馆的路上，不停地想用瑞典语跟他交流。就算是最正式、最标准的瑞典语，贝恩斯先生也几乎不懂，更别说年轻人从留声机唱片教程里学来的半成品了。

他永远也不能把他的意思清楚地表达给我听，贝恩斯先生想。但他会不停地尝试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他或许再也见不到瑞典人了。贝恩斯先生在内心里呻吟了一声。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对他们彼此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