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1/2）

星期三是克拉莉莎的生日。我送上生日贺卡时，她结结实实地亲了下我的嘴唇。如今她已认定我精神失常，而且已跟我摊牌，说我们已经了结，于是显得兴致盎然，慷慨大方。一段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因此她向我展现友善，这丝毫无损于她啊。要是早几天前她像这样精神抖擞，也许会让我疑窦丛生，或心滋嫉妒，然而现在这却证实了我的推断：她既没有潜心研究，也没有仔细思量。帕里的状况不可能一成不变。既然一时无法得到满足，他的爱必定会转化为漠然或者仇恨。克拉莉莎以为她的情绪能提供适宜的引导，以为光凭感觉就能找到真相，而此时真正需要的是信息、洞见和小心算计。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认为我已经疯了——尽管这对我们俩来说是场灾难。

她一出门上班，我便走进书房去包装礼物。我们曾和她的教父凯尔教授约好在那天中午一起吃午饭，我打算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份礼物送给她。我收拾起帕里所有的来信，按照日期排列，用活页夹把它们夹好。我躺在躺椅上，从头慢慢翻阅，标出意义重要的段落。我把那些段落打印出来，并在后面用括号加注出处。最后，我一共整理出四页摘录，复印了三份，每份都放进一只塑料夹里。这项耐心的工作将我带进一种在机关里工作时的恍惚状态，产生了行政人员常有的幻觉，仿佛世间的一切悲伤都能在盲打、一台像样的激光打印机和一盒回形针面前乖乖就范。

我想把他的威胁整理成一份档案，虽然缺乏单一、明显的例证，但其中有很多暗示和逻辑不通之处，它们累积起来产生的效果警方不会不察。要从那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字里行间读出这些东西，需要像克拉莉莎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般的技巧，但我知道她不会帮我。大约一小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我不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明显流露出沮丧与失望的字句上——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是我一直在怂恿他奋力向前，用虚假的承诺挑逗他，然后却又背信弃义，不肯和他一起生活。这些说辞那时听上去很吓人，现在回顾起来，它们只是显得凄苦哀怨而已。我渐渐明白，真正的威胁在于其他地方。

譬如，他描述我不在身边时他有多么寂寞，说着说着，他突然改变了话题，转而思考起孤寂来，然后他回忆起自己十四岁时到乡下和叔叔一起居住时的往事。那时帕里经常借来一把零点二二英寸口径的来复枪去打兔子。静静地趴在一排排树篱间，全身感官无比警觉，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这就是他最爱的一种孤独。这段描述本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他随后还兴致勃勃地重温起了杀戮的乐趣，这就有些危险了——“死亡的力量从我的指间跃出，乔，从远处使出的力量。我做得到！这我做得到！那时我曾经这样想。让那猎物奔逃，看着它中弹后踉跄翻滚，应声落地，扭动抽搐，然后平静下来，一动不动，而我匆匆走近它，感觉自己就像命运本身，爱着这被我刚刚摧毁的小生灵。生与死的力量，乔。上帝拥有这种力量，而依照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我们也有啊。”

我又从另一封信上抄下了三句话：“我就想伤害你。也许，甚至不仅仅是伤害呢，比伤害更严重。而且，当时我想，上帝一定会宽恕我的。”最近另一封信中，有些地方和我从牛津回来那天他对我说的话遥相呼应：“是你挑起了这件事，你不能一逃了之。我可以雇人替我办事——这你已经知道了。甚至就在我写这封信时，就有两个人在装修我家的浴室呢！以前，不管有没有钱，我都会亲自动手，可现在我在学着委托他人去干。”这几行字我盯视了很久。我不能一逃了之与他可以委托他人去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里肯定有话漏掉了没讲出来。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没头没脑地写道：“我昨天去了里尾路——你要知道，那是大恶棍的群居之地。我要找更多的人来装修！”

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语气不祥的祷告，提及上帝更为黑暗的一面。“上帝之爱，”他写道，“可能借愤怒之形出现，可能化为灾祸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困难的一课我花了一辈子才学会。”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的爱并非永远温和。那份爱必须长久，必须让你永远无法摆脱，所以怎么可能总是温和的呢？它是一道暖流，是一股热量，它可以灼伤你，乔，它也可以吞没你。”

帕里的信中鲜有《圣经》典故。他的宗教如幻梦般模糊，缺乏确切教义，信中也看不出他隶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的信仰是由自己架构的，大致符合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培育。他时常谈到宿命，谈到他的“道路”，谈到他要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还有命运——他和我难分难解的命运。上帝与自我这两个词常被他混用，上帝对人类的爱与帕里对我的爱被等同起来。这正是心智混乱、架构松散的典型范例。他不受神学的细密或宗教戒律的框限，没有社会规范，没有对教会必须履行的责任，没有任何使宗教可行的道德架构，不管那些宗教的宇宙观是多么功亏一篑。帕里只聆听他个人上帝的内在声音。

除了自己以外的内容，他唯一引用过的就是约伯的故事，只有两次提到，但即使这样，也看不出他是否真的读过原文。“你好像不大舒服，”有一次他写到他在街上看见我。“甚至显得很痛苦，但你不应该由此怀疑我们。要记住，约伯承受过多大的苦难啊，而上帝始终爱着他。”这里再次包含了一项未经检验的假定，即上帝和帕里合二为一，他们俩会一起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另外一次引用则让我感觉他可能是在拿我当上帝：“我们都在受苦，乔，我们俩都在饱受折磨。可问题是，我们中哪一个是约伯呢？”

临近中午时分，我离开了公寓，手里拿着一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我细心标注的摘录段落，另外口袋里还装着送给克拉莉莎的礼物。出门时，帕里不在外面。我驻足环顾四周，多少有点期待他会从某棵树后面现身。他的行动规律变了，这让我感到不安起来。从前天早上开始，我就没有见过他。如今我读了相关文献，知道会有哪些可能发生，所以我倒宁愿他出现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还好几次回头张望，看他是不是在跟踪我。

这个时候，警局里并不忙，但我还是不得不在等候室干坐了一个多钟头。当人类对秩序的需求遭遇自身制造混乱的倾向，当文明与其自身的不满狭路相逢，摩擦以及大量的损耗就会出现。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每扇门前油毡地毯的破洞上，呈现在接待柜台后面毛玻璃上那道弯弯曲曲的竖直裂痕里，也呈现在那迫使每位访客脱下外套、逼着每个警察换上衬衫、叫人身心疲惫的滚烫空气中。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两个姿势颓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身穿黑色太空服，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彼此生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它还呈现在我这把椅子的扶手上那乱刻字样的涂鸦里，其所表达的是满不在乎的叛逆或愈加强烈的痛苦——“操！操！操！”终于，执勤巡官林利疲惫地把我请进一间接见室里，我在他那张泛着荧光般苍白的大圆脸上也看到了这种摩擦和损耗。看上去他很少出门。他不需要出门，因为所有的麻烦都会鱼贯而入。

我有位记者朋友在一家通俗小报跑了三年的犯罪新闻，他建议我，要让警方对我的案子有半点兴趣，唯一的方法就是正式提出申诉，指出警方至今没有妥善处理。这样我就能跳过守在接待柜台里的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他们至少得处理这份申诉，而我就可以借此机会向高一级的警察解释我的问题。那位朋友也提醒过我别抱太大希望。接见我的会是即将退休、只想安稳度日的人，他的职责是压下申诉，同时又要显得好像会去处理它们。

房里有两把折叠金属椅，林利挥手让我坐在其中一把上。我们隔着一张带有塑料贴面的桌子面朝对方，桌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圆形污渍。我坐的这把椅子冷冰冰的，整个椅面摸起来都是油腻腻的。烟灰缸是从一只塑料可乐瓶上切下来的瓶底，旁边还有个泡过的茶叶包，蹲伏在一把汤勺上。这里的肮脏邋遢简明地传递出一项挑战：我这是要向谁打报告啊？

在此之前，我已提交了我的申诉，林利终于给我打了电话，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他。当时我说不好他究竟是有点精明，还是愚笨透顶。他讲话时，声音听上去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喜剧演员有时就模仿这种声音来刻划官僚主义，而这种声音从林利的口中发出则显得有些愚蠢。另一方面，他当时说的话实在不多。就连现在，在他打开档案的时候，他也没说出一句“日安”或者“上回我们讲到哪儿了”这样的寒暄话，就连哼哧几下都没有，只有穿过鼻毛呼出的电子哨音般的呼吸声。我猜想，在这种沉默中，嫌犯和目击证人会忍不住地多说话，于是我也保持缄默，看着他翻阅面前他手写的两页笔记，上面的字体又斜又尖。

林利抬起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直盯着我的胸口。直到他吸了口气准备说话时，那对灰色的小眼睛才和我的视线短暂交会。“这么说，你现在遭到这家伙的骚扰和威胁。你报过警，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没错，”我说。

“他对你的骚扰包括……”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边说边试图倒着读他的笔录。难道他刚才没在听我说话吗？“他每星期要寄来三至四封信，”

“淫词秽语？”

“不是。”

“有性暗示？”

“没有。”

“出言侮辱？”

“也不完全是。”

“那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东西喽。”

“信里好像并不是关于性的内容。这是一种执迷。他对我执迷到了极点，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现在不打了。他只寄信。”

“他爱上你了。”

我说：“他得了一种叫做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精神疾病。他处在幻觉之中。他认为事情是我挑起的，并深信我在用秘密信号鼓励他……”

“你是精神病医师吗，罗斯先生？”

“不是。”

“但你是同性恋。”

“不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因为一次气球事故。”

他飞快地翻了一页笔记。“我这里好像没有相关记录。”

我简要地向他讲了一遍事情经过，他用双手托住那颗沉重而对称的头颅，仍然无意写下这个故事。我讲完后，他问：“是怎么开始的？”

“那天他很晚打电话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