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2）

我迟到了二十分钟。这儿，午间的生意特别好：餐厅内人声鼎沸，从街上踏入店门，犹如走进一场风暴。所有人仿佛都在谈论着同一话题——而一小时后果不其然。教授已经入座，而克拉莉莎依然站着，即使身在房间的另一端，我仍可看出她还是那样眉飞色舞。她正在周围制造出一点忙乱的气氛。在她脚边，一名侍者双膝跪地，状若祈祷，正往一条桌腿下垫东西，而另一名侍者在为她搬来一张新椅子。看见我以后，她一蹦一跳地穿过嘈杂的人群来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引我走到餐桌边，好像我是个盲人似的。我把她的这份活泼轻佻归因于喜庆的心情，因为我们的确有些喜事值得举杯同庆：不仅仅是庆祝克拉莉莎的生日，还因为她的教父乔斯林·凯尔教授在人类基因组计划 [1] 中获得了一项荣誉职位。

落座前我先亲吻了她。这些天里我们的舌头从未接触，但这次它们的确碰到了一起。乔斯林从椅子里半站起身与我握手。与此同时，放在碎冰桶里的香槟酒也被摆上了餐桌。我们提高嗓门，加入到这片喧嚣之中。洁白的桌布上，碎冰桶沐浴在一块菱形的阳光下，餐厅那高大的窗户外面是夹在房屋中间的长方形的蔚蓝天空。刚才的那一吻让我勃然雄起。记忆中，这顿午餐十分成功，历历在目，嘈杂一片。记忆中，最先端上来的菜都呈红色：意大利风干牛肉，摆在羊奶乳酪上的一片片肥厚的烤甜椒，紫色菊苣，还有盛在白色瓷碗里的四季萝卜花边拼盘。事后回想起我们倾身向前大声喊话时的情形，我感觉这一切仿佛都在水下发生，模糊不清。

乔斯林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用蓝丝巾裹住的小包。克拉莉莎打开她的礼物时，我们一桌人都保持安静，仿佛在想象中树立起了一扇屏风。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朝我左边的邻桌瞥了一眼。一名男子——后来我得知他叫科林·塔普——正和他的女儿还有父亲坐在一起。也许我是在稍后才注意到他们的。如果说当时我认出了那个在二十英尺外背对着我们的孤独食客，那我脑子里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丝巾里裹着一只黑匣子，匣子里的一团脱脂棉绒上放着一枚金质胸针。克拉莉莎一言不发地将它托在掌心，我们一起欣赏着它。

两条金带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双螺旋结构。在它们中间，是三个一组代表着碱基对的银质细杆——就是这四个基因字母交换形成的三联体为所有生命编码。螺旋带上刻有球面图形，代表二十个氨基酸，三个字母编码排成的银杆就连接在这二十个氨基酸上，构成基因图谱。在餐桌上明亮的光线中，克拉莉莎手心里的这枚胸针仿佛不仅仅只是一份dna的象征。它简直就像dna本身，已经准备好要制造氨基酸链条，以将其混入蛋白质分子之中。它简直就可以在她的手上分裂，复制出另一份礼物。克拉莉莎轻声一叹，乔斯林的名字飘然而出，餐厅中的喧嚣再次涌回我们身边。

“哦，天哪，太美了！”克拉莉莎叫出声来，亲吻了他。

他那双视力欠佳、蓝中带黄的眼睛湿润了。他说：“知道吗，以前这是吉莉安的。你得到它，她一定会很高兴。”

我迫不及待地想拿出我自己的礼物，但我们仍然沉浸在乔斯林的这份礼物带来的氛围里。克拉莉莎将这枚胸针别在她那件灰色的丝质衬衫上。

如果我不知道先前发生的事情，我还会记得这些谈话吗？

我们开始调侃起来，说基因组计划到处在免费赠送这种首饰。随后，乔斯林聊起了发现dna的历程。也许就是在此刻，在我从椅子里转身叫一名侍者倒些开水来的当口，我注意到了邻座的那三个人，两个男人和一位女孩。我们喝完了香槟，让侍者把餐前小吃撤走，开始点菜。我不记得我们随后点了哪些菜了。乔斯林开始向我们讲述瑞士化学家约翰·米歇尔 [2] 的故事，他在1868年就发现了dna。这个发现被认为是科学史上错失的重大机遇之一。米歇尔让当地一家医院向他定期提供沾满脓液的绷带。（“上面带有大量的白细胞。”为了能让克拉莉莎理解，乔斯林加上了这一解释。）米歇尔对细胞核的化学成分很感兴趣，他在细胞核中发现了磷，而当时的观念认为，这种物质不可能存在于细胞核中，龃龉由此产生。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发现，但他的老师却扣下了他的论文，花了两年时间重做实验，才确认这位学生的成果。

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虽然我知道米歇尔的故事，但此时让我转移注意力的并不是无聊，而是焦躁不安，是一种我在结束了警局里的面谈之后情绪得到发泄的不耐烦的感觉。我很想讲讲我与林利巡官见面的情况，对事情的经过稍微添油加醋一番，让它听上去更加有趣，但我知道，这样做会立即让我和克拉莉莎重新回到对立的状态中。在隔壁的餐桌上，那位女孩正在她父亲的帮助下浏览菜谱。就和我近来一样，他得把眼镜顺着鼻梁往下一滑才能看清上面的字。女孩亲昵地倚靠在他的肩膀上。

与此同时，乔斯林继续讲着他的故事，享受着他身为长辈、名人和送礼者这三重身份所带来的特权。米歇尔继续加紧从事他的研究。他集合了一支科研小组，开始分析他所谓的“核酸”的化学成分。于是他发现了它们，发现了那组成acgt字母表并由此书写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四种物质——腺嘌呤与胞嘧啶，鸟嘌呤与胸腺嘧啶。这个发现没有产生任何意义。这一点很让人奇怪，尤其在后来的年月里更让人费解。那时候，孟德尔 [3] 在遗传法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人们在细胞核中发现了染色体，并猜测遗传信息就存储在那里面。当时人们已经知道dna就存在于染色体中，它的化学成分也已经由米歇尔作出描述。在1892年写给他叔叔的一封信中，米歇尔推测dna可能就是构建生命的密码，就像字母表是针对语言和概念的编码一样。

“事实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眼前，”乔斯林说，“但他们就是看不见，他们就是不愿看。问题自然是出在那些化学家身上……”

在喧嚣中讲话并不容易。他打住话头喝了口水，我们等待着。这个故事是为克拉莉莎讲的，是为了给她的礼物添光生色。乔斯林让嗓子休息的时候，我身后有了动静，我不得不向前收了一下椅子，让那个女孩通过。她朝盥洗室的方向去了。等我再次注意到她时，她已经回到了座位上。

“是那些化学家们，明白了吧。他们很有势力，相当自负。19世纪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大权在握，却都是一群粗率的人。就拿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福波斯·莱文 [4] 来说吧，他百分之百地确信dna是一种无用且不重要的分子，是那四个字母acgt的无序随机组合。他对它不屑一顾，然而，由于奇特的人性使然，这又成了他的一股信念，根深蒂固的信念。他知道，就是知道，那种分子一点儿也不重要。后辈的年轻科学家们没有一个能摆脱他的影响。还得等上好多年呢，直到格里菲斯 [5] 在二十年代开展对细菌的研究，然后奥斯瓦尔德·艾弗里 [6] 在华盛顿继续他的实验——当然莱文那时已经去世。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四十年代。接着，亚历山大·托德 [7] 在伦敦着手研究糖磷酸键，然后在52年和53年是莫里斯·威尔金斯 [8] 和罗莎琳·富兰克林 [9] ，然后就是克里克和沃森 [10] 。你知道当他们把构建好的dna模型拿给可怜的罗莎琳看时，她说了些什么吗？她说它简直太美了，不可能不是真的……”

这一连串加速说出的名字和他的那套陈词滥调——科学中的美感——让乔斯林放慢了语速，陷入了无言的回忆。他摸弄着餐巾。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他都认识，他曾经是他们的学生或同事。而在衔接分子的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突破的时候，吉莉安就曾经和克里克一起共事过。和富兰克林一样，吉莉安也死于白血病 [11] 。

我的反应慢了一两秒，不过乔斯林已经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时机。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脑中不禁想起巧克力盒上的台词：“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12] 克拉莉莎微笑起来。她肯定老早就猜到了自己的礼物与济慈有关，但是她肯定想不出此刻在她手上的普通棕色包装纸里包的是什么。还没等完全拆开包装，她就认出了它，尖叫起来。邻桌的女孩从座位里转过头来张望，直到她的父亲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胳膊。大裁 [13] 八开本，褐色硬面精装，插着书标，书况不佳，已发黄变色，有少许水渍——这是济慈第一部诗集的首版，1817年的《诗集》。

“这礼物太棒了！”克拉莉莎说道。她站起身，用双臂搂住我的脖颈。“肯定花了你好几千……”然后她把嘴唇贴到我的耳边，就像从前一样。“你花了这么多钱，真是个坏孩子。我要让你整个下午都干我。”

她不可能是说真的，不过我还是顺水推舟：“哦，好啊。如果这样能让你觉得好些的话。”她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香槟酒的作用和出于单纯的感激，但我还是很高兴。

大约一天过后，我会禁不起诱惑，去编造或详细描述关于我们邻桌的细节，去强迫记忆传递从未捕捉到的东西，不过我的确看见那个男人——科林·塔普——在说话时将手放在他父亲的胳膊上，安慰他，让他放心。我也很难分辨哪些是我后来发现的，哪些是我当时感觉到的。塔普实际上比我年长两岁，他女儿十四岁，父亲七十三岁。我没有刻意去推断他们的年龄——到这时我已经不再走神，我们自己这一桌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聊天，聊得很开心——但我肯定已经对我们邻桌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假设，通过我的眼角余光观察他们，用语言学家称之为“心理语言”的即时思维这一学语前的语言，在几乎是下意识的状态里无言地做着推测。那位女孩我确实留意过，虽然只是仓促地瞥了几眼。她挺直腰杆，显出一副某些十来岁的少年才会采用的姿势，摆出宠辱不惊、世故成熟的样子，却令人释然地泄露出相反的一面。她肤色颇深，一头黑发剪得很短，脖颈底部的皮肤颜色略浅——这说明她的头发新近才剪。或者，这些细节是我稍后在混乱当中，甚或是在混乱发生之后观察到的？还有一件让我困惑的事，也是事后的认识给记忆带来的：我发觉，在回忆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会把一个独自坐着用餐、将脸朝向别处的男子的身影插入其中。那时我没有看到他，直到最后一刻才认出来，但我已经无法将他从后来的记忆重建中排除出去了。

在我们这一桌里，克拉莉莎已经重新落座，我们的话题回到了受压制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受到比自己年长的人——他们的父亲、老师、导师或是偶像——的打压或是阻挠。话题的开端是约翰·米歇尔和他的老师霍佩塞勒 [14] 。塞勒阻止他的学生将关于细胞核内有磷存在的发现及时公布于众，而且他恰好还是米歇尔向其投出论文的那份学术期刊的编辑。从他们身上——后来我有时间往前追溯我们的谈话——从米歇尔和霍佩塞勒身上，我们聊到了济慈和华兹华斯。

现在主要是由克拉莉莎来唱独角戏了，尽管乔斯林对他学科外的事物只略知一二，他从吉廷斯 [15] 所著的济慈传记中也听说了这个著名的故事——年轻的济慈去拜访他所崇拜的诗人。我知道这次拜访的故事，因为克拉莉莎以前曾经告诉过我。在1817年末，济慈住在北唐斯丘陵 [16] 的波克斯山附近的一间名叫“狐狸与猎犬”的客栈里，完成了他的长诗《安狄米恩》。他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在丘陵间闲行漫步，处于一种饱含创作激情的恍惚状态中。他那时才二十一岁，刚刚写出一首严肃优美的爱情长诗，等他返回伦敦时，他的自我感觉非常之好。在那里，他闻讯他的偶像威廉·华兹华斯也在城里，这令他大喜过望。济慈曾将他的《诗集》送给华兹华斯，还在书上题了辞：“献给w·华兹华斯，作者诚致崇敬之情。”（本来应该送克拉莉莎这本书的。它被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据她所说，里面有许多书页未遭删节。）济慈从小就受华兹华斯诗作的熏陶。他把《漫游》称作“这时代里最令人愉悦的三大事物”之一。他接受了华兹华斯的思想，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是最高贵的追求。现在他说服了他的画家朋友海登 [17] 为他们安排一次会面，于是他们一起从海登在利森路上的画室出发，前往安妮女王大街去拜访这位伟大的天才。在日记中海登写道，济慈对此次会面抱着“最崇高、最纯粹的真正的喜悦之情”。

华兹华斯时年四十七岁，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差，不过他对济慈还算友善，几分钟的闲聊过后，他问起济慈近期的创作情况。海登插话，替济慈作了回答，并恳求济慈朗诵《安狄米恩》中致潘神的颂歌。于是，济慈在这位伟人面前来回踱步，用“他那一贯半吟半诵（最为感人）……”的腔调朗诵起来。讲到这里，克拉莉莎顶着餐厅里的喧嚣，大声引述道：

依然是那难以想象的居所

容纳独思冥索；就让它躲避

观念直至高渺天际，

而后自裸现的头脑离去。

等激情四溢的年轻诗人朗诵完毕，华兹华斯显然已经无法再忍受这位年轻人的崇拜之情，在沉默中冷冷地作出了令人惊愕的轻蔑评判：“一首挺不错的异教诗篇”。根据海登的记述，“像他这样崇高的天才不应该对济慈这样的崇拜者如此无情……济慈被深深地刺痛了”——而且再也没有原谅过他。

“但我们能相信这个故事吗？”乔斯林问，“我记得吉廷斯好像说过这故事不可采信。”

“是不可信。”克拉莉莎开始列举理由。

如果在她说话时，我站起身来转向门口，就会看到隔着半英亩地大小的正在说话的人头，有两个身影走了进来，向餐厅领班问话。其中一人个子很高，但我想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一点。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记忆对我玩了个把戏，在我脑中绘出一幅图像，仿佛我当时站立起来，看到了拥挤的大厅，看到那位高个子和餐厅领班正点着头，朝我们的方向依稀一指。然后，在这幻象中，我又怎能说服克拉莉莎和乔斯林还有邻桌的陌生人们放下手中的食物，跟着我跑上楼，穿过互通的房门，从一条小路下楼逃到大街上呢？在后来的许多个不眠之夜，我在想象中一再回去恳求他们离开。听着，我对邻桌的客人们说，你们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来自受到玷污的未来。那是个错误，它没必要发生。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结局。放下刀叉，赶紧跟我走吧。快点呀！不，真的，请相信我。相信我就是了。快走吧！

但是他们看不见我，也听不到我的话。他们继续享用着午餐，继续聊着天。我也是啊。

我说：“不过这故事传了下来。一个家喻户晓的贬低新人的故事。”

“是的，”乔斯林急忙说，“这故事不是真的，但我们需要它，就像某种神话。”我们朝克拉莉莎看去。通常在遇到自己熟知的话题时，她都不大愿意开口。几年前，在一场聚会上，我喝醉了，还当场下跪求她背诵济慈的《无情的妖女》一诗。不过今天我们是来欢庆，是来忘却，所以还是继续聊天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