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2）

“这故事虽不属实，但它道出了真相。华兹华斯傲慢自大，对其他作家竟心生厌恶。他那时正处在从四十到五十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处世艰难，吉廷斯对这一点把握得很准。等他到了五十岁，他冷静了下来，人也开朗起来，周围的人才敢出大气。但那时济慈已经死了。年轻的天才被握有权势的人所藐视，这种故事总会让人津津乐道。你知道，就像拒绝让甲壳虫乐队在戴卡唱片公司录音的那个人 [18] 一样。我们知道，上帝会借历史之手施展他的报复……”

此时，那两人兴许从餐桌中间挤出一条路，朝我们走来了吧。我不能确定。我曾仔细地回想过这最后的半分钟，有两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一是侍者为我们端来了果汁冰糕，二是我又做起了白日梦。我经常这样。顾名思义，白日梦是不留任何痕迹的，俨然是“躲避观念直至高渺天际，而后自裸现的头脑离去”。不过我已屡屡回忆，在这一次次回忆中追溯了白日梦的诱因：克拉莉莎的那句“但那时济慈已经死了”。

这句话，这一“留心死亡” [19] 的提醒，让我浮想联翩。霎那间，我仿佛身在异方。我看见了他们所有人：华兹华斯、海登和济慈，他们在安妮女王大街蒙克顿宅邸的一个房间里；我想象着他们的每一份感知和思想，想象着一切事物：衣服的触感，椅子和地板发出的嘎吱声，他们说话时空气在胸腔中发出的共鸣，名誉声望带来的点滴激动，他们的脚趾穿在鞋里的感觉，口袋里的东西，对各人近日的经历所做的臆断，以及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对各自在其人生故事中的定位所抱有的日渐动摇的概念——这一切想象，就如同这家喧闹嘈杂的餐厅一般，清晰明了，不言而喻，然后又全都消失不见了，就像当时坐在草地上的洛根那样。

要花一分钟描述的事情，实际经历起来其实只要两秒钟。我回过神来，并给克拉莉莎和乔斯林讲了一个我所知道的天才被人冷落的故事，作为刚才走神没听他们说话的补偿。我有位物理学家朋友，她丈夫是一名出版商，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告诉我，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退过一部名为《来自内在的陌生人》的小说书稿。（此时那两位不速之客肯定就在我们身后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我想他们根本没有看见我们。）对我这位朋友来说，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直到三十年后，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发现了一份旧文件时，他才发觉自己犯下的错误。他没记住那份打印书稿上的署名——当时他每个月都要读几十份书稿——而那本书最终问世的时候他也没读过。或者这么说吧，至少他一开始没有去读。那本书的作者威廉·戈尔丁 [20] 将小说重新命名为《蝇王》，并删掉了那消磨我朋友兴致的又臭又长的第一章。

我想我正要抛出我那掷地有声的结论——时间可以保护我们免于发现自己最严重的错误——但这时克拉莉莎和乔斯林已经没在听我讲了。我也察觉到一旁有什么动静。我随着他们的视线转过身。两个男人停在隔壁的餐桌前，他们的脸仿佛被火烧过似的，皮肤现出一种如同替代修复品那样毫无生气的粉红，就像洋娃娃或医用石膏、而不是人身上的那种颜色。两人都面无表情，神色呆板机械。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戴着乳胶面具，但即使在他们下手之前，这两个不速之客当时就已经够吓人的了。侍者将盛在不锈钢小碗里的甜点送了过来，这暂时宽慰了我们的心。两人都身穿黑色外套，一副牧师的模样。他们一动不动，姿势中带着一份仪式感。我的冰糕是酸橙味的，颜色白绿相间。我已经拿了一只勺子在手上，但还没去用它。我们这一桌人都在盯着邻桌看，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两位闯入者只是站着，低头看向我们的邻桌，邻桌的人也回望着他们，满脸困惑，等待着。小女孩看了看父亲，然后又将视线转到那两位身上。年长者放下手中的空叉子，仿佛想说些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一连串可能性像线轴上解开的丝线那样从我眼前飞闪而过：学生的恶作剧？卖东西的小贩？科林·塔普是一名医生或者律师，而这两人正是他的病人或者客户？某种新型的带吻电报 [21] ？家族里的两个疯狂亲戚跑来找他们难堪？在我们周围，众人午餐时分的喧哗刚才暂时平息了一些，现在又回复到了从前。高个子从外套里抽出一根黑色棍子，一支魔杖，我就更以为他们是来送带吻电报的了。不过他的同伴——那位此刻转身环视餐厅的人——他又是谁呢？他漏看了我们这桌人，我们离得实在太近了。他那双陷在人造皮肤里、像猪一样凸出的眼睛从未与我的视线相遇。那位高个子将魔杖指向科林·塔普，他已经准备好要施展魔咒了。

突然间，塔普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比我们所有人都快了一秒钟。我们对那个魔咒的不解全在他脸上找到了答案。恐惧挟住了他的身心，他找不出一个字来向我们表达他的困惑，因为根本就来不及这样做。消过音的子弹打在他的肩部，穿过那件白衬衫，把他从椅子中掀起来，猛地撞在墙上。在子弹的高速冲击作用下，一片细密的血雾从他身上迸射而出，飞溅在我们的桌布上，我们的甜点上，我们的手上，让我们眼前全是血光。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单纯的自我保护：我不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有句老套的话叫“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陈词滥调是有它们的现实依据的。塔普“噗通”一下重重地扑倒在餐桌上。他的父亲僵住了，脸上连一块肌肉都没有动弹。至于他的女儿，则做了此时唯一可能去做的事——她晕了过去，让自己的头脑在这桩暴行面前自动封闭。她侧身从椅子里滑向乔斯林，乔斯林立即伸出一只手——出于一位老运动员的本能——抓住了她的上臂，尽管他没能阻止她倒下，但却防止了让她的头直接撞在地上。

还没等她完全倒下，那个人已经再次举起手枪，瞄准了塔普的头顶，这一下无疑是要杀死他了。但就在这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个一直独自用餐的食客突然跳了起来，大叫一声，发出像狗一样的尖吠，呼地冲了过来，伸出手臂，及时拨开枪管，于是第二发子弹朝天打在了高高的墙上。尽管他剪短了头发，但我怎么会认不出那就是帕里呢？

在我们这一桌上，我们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两个人朝入口处快速走去，高个子边走边收起手枪和消音器，藏进外套。我没看到帕里离开，但他肯定已经从另一方向的安全出口走掉了。只有两桌人目击了这一事件。也许有人发出过一声尖叫，然后在接下来的数秒钟内，大家都瘫住了。其他人什么都没听见，闲聊声和餐具刮擦盘子的叮当声一如既往，愚蠢地继续着。

我看了看克拉莉莎，她的一边脸颊被血染成了红色。我正想开口对她说点什么，就在这时，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毫不费力就想到了，我的“心理语言”对事物间的联系比事物本身了解得更清楚，通过大脑里同样的神经元瞬时传导，它立刻理清了所有的关系和结构。难以想象的居所啊。我们这两桌人，从人员构成、人数、性别和年龄差距上看，都基本相似。帕里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搞错了。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们只是按照协议办事，而且他们把事情办砸了。挨枪子儿的本来应该是我啊。

但我此刻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就连一丁点儿证明自己对了的得意感都没有。在这个时刻，感觉尚未被创造，思想尚未被分类，恐慌和内疚的体验尚未被说明，所有的选择都尚未被做出。于是，我们就在震惊中绝望地坐着，一动不动。在我们四周，午餐时分的喧嚣逐渐消退，从我们的沉默中，理解如同一荡涟漪从中心向周围的人群扩散。两名侍者正匆匆地向我们赶来，他们的脸上挂着可笑的惊愕表情，而我知道，只有等他们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的故事才能继续下去。

[1] 人类基因组计划（hup）：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启动。美、英、德、法、日和中国的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价值达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为30多亿个碱基对构成的人类基因组精确测序，发现所有人类基因并搞清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从而解码生命，了解生命的起源，了解生命体生长发育的规律，认识种属之间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的起因，认识疾病产生的机制以及长寿与衰老等生命现象，并为疾病的诊治提供科学依据。

[2] 约翰·弗里德里希·米歇尔（johann friedrich iescher，1844—1895）：瑞士生物化学家。1868年，米歇尔首先从白细胞核中发现一种含有磷和氮的物质。1874年，通过对该物质的研究，米歇尔又从中分离出蛋白质和酸的分子，首次发现了重要的生命物质——核酸。

[3] 孟德尔（gregor johann ndel，1822—1884）：奥地利著名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其于1865年发现的三大遗传规律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

[4] 福波斯·莱文（phob leve，1869—1940）：俄国美国化学家，他证明了核酸所含的糖类由5个碳原子组成，并将这种糖类命名为“核糖”，还找出了“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之间的区别，并于1934年发现了“核苷酸”，为遗传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在20年代提出“dna结构的四核苷酸假说”认为dna只不过是一种含有腺苷酸、鸟苷酸、胸腺苷酸和胞苷酸四种残基各一个的四核苷酸而已，从而对后来的dna研究造成了长期误导。

[5] 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frederick griffith，1879—1941）：英国遗传学家，dna遗传功能的发现者，于1928年发现了dna的转化作用，为后人认识到dna是遗传物质奠定了基础。

[6] 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wald avery，1877—1955）：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曾率先提出遗传物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而非蛋白质的观点。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但因与当时的传统观点不合，迟迟得不到承认，艾弗里也因此未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 亚历山大·托德（alexander todd，1907—1997）：英国有机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被称为近代核酸化学的前驱，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其主要成就是对核苷酸的研究，他弄清了核苷酸的结构和组成并首先合成了人体内几种重要的核苷酸单体，为dna“双螺旋体”结构的发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8] 莫里斯·威尔金斯（aurice wilks，1916—2004）：英国分子生物学家，专注于磷光、雷达、同位素分离与x光衍射等领域。他在伦敦国王学院期间解开了dna分子结构，这一成就以及一些相关研究使其与弗朗西斯·克里克、詹姆斯·沃森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在国王大学的同事罗莎琳·富兰克林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但她因病早逝，无缘得奖。

[9] 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d frankl，1920—1958）：英国物理化学家与晶体学家，所做的研究专注于dna、病毒、煤炭与石墨等物质的结构，其中她所拍摄的dna晶体衍射图片“照片51号”以及关于此物质的相关数据，是詹姆斯·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解出dna结构的关键线索。

[10]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英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及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swatn，1928—），美国生物学家，两人最重要的成就是1953年在剑桥大学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体结构。

[11] 实际上，罗莎琳·富兰克林于1958年因支气管肺炎及卵巢癌而逝世，并非死于白血病，此处疑为作者笔误。

[12]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出自济慈脍灸人口的颂诗之一《希腊古瓮颂》。

[13] 大裁（foolscap）：一种书写印刷纸规格，英国为135x17英寸，美国为13x16英寸。

[14] 霍佩塞勒（hoppe‐seyler，1825—1895）：德国生物化学家，于1871年发现转化酶，还发现了卵磷脂这一类物质的代表。1875年，霍佩塞勒提出了一种蛋白质的分类系统，该系统至今仍被使用。最重要的是，他的学生米歇尔发现了核酸，促使霍佩塞勒本人也开始研究核酸。

[15] 罗伯特·吉廷斯（robert gittgs，1911—1992）：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诗人，著有《约翰·济慈》和《青年时代的哈代》等多位著名文人的传记。

[16] 北唐斯丘陵（north downs）：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一条白垩丘陵，全长190公里，从萨里郡的法纳姆镇一直延伸至肯特郡多佛市的白崖，中间穿过两片景色绝佳的自然风景区。

[17] 本杰明·罗伯特·海登（benja robert hayden，1786—1846）：英国画家、作家，1816年11月与济慈相识，并从此成为济慈的好友，他对艺术的热烈追求曾对济慈产生过深刻影响。

[18] 此处指戴卡唱片公司的管理人员迈克·史密斯（ikesith），1962年1月1日，甲壳虫乐队前往戴卡唱片公司试音，但最终迈克·史密斯拒绝与他们签约，并声称，吉他乐队已经没有前途。

[19] 此处原文为拉丁语“nto ori”，为“死的警告”、“留心死亡”之意。

[20] 威廉·戈尔丁（willia，1911—1994）：英国小说家，在西方被称为“寓言编撰家”，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编写寓言神话，承袭西方伦理学的传统，着力表现“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表现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由于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他于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他曾发表长篇小说《蝇王》，获得巨大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