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2）

那天下午第二次，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坐在了警察局里——这次是在弓街——等待接受询问。统计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随机抽样，一种否认事件重要性的有效方式。除了克拉莉莎和乔斯林之外，还有另外七位目击者一起呆在房间里——四位在邻近两张餐桌上就餐的顾客，两名侍者，还有餐厅领班。塔普先生预计第二天能在医院病床上做出笔录。那个女孩和那位老人由于受惊过度，现在还无法开口说话。

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已经成了晚报上的头版头条。一名侍者出去买了份报纸，我们围拢阅读，发现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常见的“餐厅暴行”、“午餐梦魇”以及“大屠杀”，大家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餐厅领班指着一句话，它将我称为“著名科普作家”，将乔斯林形容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而克拉莉莎则仅仅是“秀美婉丽”。餐厅领班带着职业化的尊敬朝我们点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科林·塔普是国家贸易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以经商为本，原任下议院议员，最近刚获拔擢入阁，据说他“在中东人脉颇广，而树敌也甚众”。文中还对救了塔普性命、事后又神秘消失的“一位英勇无畏、舍身一搏的食客”做了推测。报纸内版刊登了背景报道，说什么伦敦是“狂热分子的游乐场”，在这里很容易搞到武器；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天真无邪而非暴力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云云。这些报道显得那么熟悉，而且出得这么快，叫人颇感诡异，就好像他们对这一主题早有筹划，仿佛我们目击的这一事件已有所安排，只是为了给这些报道增添分量而已。

有两名警探负责为目击证人录口供，但他们需要花时间做些准备。一阵兴奋过后，我们回到了座位上，一份浓重的沉寂随之笼罩周遭的空气。我们哈欠连天，露出疲倦的微笑，承认它们有极强的传染力。警方终于准备就绪，克拉莉莎和乔斯林最先接受询问。二十分钟后她出来了，坐在我身边等她的教父。她取下济慈诗集的包装，打开书籍，嗅着书页。她抓住我的手轻轻一挤，将嘴唇贴近我的耳朵。“这份礼物棒极了。”紧接着她说：“我跟你讲，乔，你就告诉他们你所看到的，好吗？不要唠叨你那老一套。”

从她先前说的一些话里我就已经明白：她没有认出帕里。现在我不打算和她争论。我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只是点点头，说：“你要送乔斯林回去吗？”

“是的。我会在家等你。”

他出来了，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了。我坐下来继续等待，准备着想说的话语。餐厅领班出来后，一名就餐者进去，稍后一名侍者也进去了。我是倒数第二个接受询问的，一位彬彬有礼的年轻男子带我进入询问室，他自我介绍说是华莱士警探。

落坐前，我就说出了预先准备好的话：“干脆开门见山吧，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击中塔普先生的那颗子弹是冲我而来的。那个独自用餐并出手干预的男人最近一直在骚扰我。他的名字叫帕里。其实，今天早些时候，我就向警局投诉过他。我希望您能联系一下哈罗路警察局的林利巡官。我甚至还告诉过他，我认为帕里也许会雇人来伤害我。”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华莱士专注地看着我，不过——我心想——他并不十分惊讶。我说完后，他指了指一把椅子。“好。让我们从头开始吧。”然后他开始问我的姓名和住址，要我从抵达饭店起一五一十道来。这一过程必定迂腐无比，而且华莱士还时不时地把话题转向不相关的事情：他想知道我们都在饭桌上谈了些什么，还一度让我描述我同伴们的情绪；他还询问了食物，并让我评论服务质量。他问了我两遍我是否听见帕里或者穿外套的男人们叫出声来。问完后，他将我的陈述念给我听，每句话都拖音拽调，就像在吟诵清单上的一项栏目。他把我的陈述写成了一篇散文，我当即就想说这不是我的笔录。当他读到“有一个人在距离我们用餐的桌子不远的一张桌子上独自用餐，我认出这个人是……”的时候，我打断了他。“对不起。那不是我的原意。”

“您没有注意到他？”

“我看见他了，但起初并没有认出他是谁。”

华莱士皱起眉头。“但是您见过他很多次，他老是站在你的房子外面，还有其他什么的。”

“他剪短了头发，而且把脸转过去不朝我们看。”

华莱士作了一个修正，然后一直念到最后。我在笔录上签字时，他说：“如果您不介意在警局里呆一会儿的话，罗斯先生，我希望稍后能再和您谈谈。”

“我不介意在这儿等，”我说。“外面有人想杀我。”华莱士点头微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嘴唇往两边拉了拉，但没有张开。

餐厅里的所有目击证人都已离去，现在和我一起呆在等待区里的是一群愤怒的美国游客。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行李在一家旅馆外被装上旅游车时叫人偷走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分开坐着，在沉默中难以置信地摇头，竭力想忍住眼泪，却没有成功。

我和克拉莉莎坐在一起时，我就决定不要给警方太大压力。事件本身的性质会敦促他们尽快行事。我先前的投诉已经记录在案，餐厅里发生的一幕则是对其绝对的确认。帕里必须被指控为谋杀未遂，而在那之前我需要保护。现在我是从餐厅来的人中唯一留下的，我的兴奋感也正在逐渐消退。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立和脆弱。帕里的阴魂自始至终都萦绕在我身边。我格外留意，正对着门口坐着，远离唯一的一扇窗户。每当有人进来，我就感到胃里一沉，生出阵阵寒意。我恣意妄想，脑海中浮现出他的形象，他隔着街站在警局对面，那两个穿着外套的男人侍立在他左右。我走了过去，站在警局入口处朝外张望。他不在那儿，但我既不感到惊讶，也没觉得轻松。此时出租车和私家车载着一群群的人们来观赏今晚的歌剧。快七点十五分了。时间自身重叠在了一起。欢乐的人群从我身边经过，走在回家或去往酒吧和咖啡馆的路上，被一种他们没有感受到而我并不拥有的自由所护佑：他们没有阻碍，没有人想要杀死他们。

一个曾被误诊患有晚期恶疾的朋友，有一次曾向我诉说在离开医生办公室时她所感到的孤独感。朋友们的同情只不过更加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命运。她自己也认识一些已经离世的人，所以非常清楚没有她生活将会如何继续。时间的洪流将会淹没她的头顶，她的朋友们会感到悲伤，然后恢复如初，只是多了点滴明智，而日复一日的工作、聚会和晚宴将一如既往，翻腾辗转，未留下任何记录。这就是我转回身走进警察局时的感知感觉。那不完全是自怜，尽管确有一点自怜的成分，而是唯唯退缩，向自我的内在核心退缩，缩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恼火的游客，那个受到打击的女孩——都好像和我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板。我回到等待室，思绪就像鱼儿一样在小小的玻璃缸里漫游；没人面临我现在这样的麻烦和危险；如果我能把处境换成一张歌剧戏票，甚至仅是一只丢失的包，或者是其他任何折磨那个女孩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我几乎与一直在找我的华莱士撞了个满怀。他变化多端，少了份彬彬有礼，多了些活跃灵动。“这边请。”说罢，他带我重新穿过走廊，回到询问室。落座时，我高兴地看到桌子上放着几页林利巡官所作记录的传真件。

华莱士注视着我，他的眼里透出新的兴趣。这不再是为目击证人录口供的例行公事了。“是这样的。刚才我和林利巡官聊了一下。”

“好啊。那你们已了解情况了。”

他微微一笑，几乎有点盛气凌人。“我们认为是的。你一定不乐意，罗斯先生。但是我要请你再向我陈述一遍事情经过。”

“那份口供？为什么呢？”

“我们从头开始好吗？你是你们这桌最后一位到的。带我回顾一下那天早上你的所作所为吧，就从九点开始说起。”

也许是我生性迟钝，在四十好几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一个人没必要仅仅因为一个要求是合理的，或者是被合理地提出的，就非得去遵从这一要求。仗着年纪，你就可以去顶撞冒犯。你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对别人说不。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假惺惺一笑，予以友善回绝。“抱歉啦。我是不可能越说越好的。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梅隆小姐是在大约八点三十分出门上班？九点？”

“你们有没有派一辆警车去弗劳格纳巷？”

“我们还是继续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之后你干了什么？打电话？写文章……？”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抬高嗓门。“我想你还不明白。这是一个危险人物。”

华莱士把他面前的文件仔细搜寻了一遍，包括林利的笔记和他自己的，一边咕哝着：“这里应该有份记录的。”

“他不会只试一次就罢手的。我希望你能做些更有实际意义的事，而不要把你已经听过的口供再记一遍。”

“在这儿呢。”华莱士高兴地说，抽出一张被撕成两半的纸。

我控制住自己的声音。“除非你要告诉我，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在中午控诉并记录在案的那个男人应该坐在几英尺外，当……”

“济慈和华兹华斯？”华莱士问。

我一时被弄糊涂了。从他的嘴里讲出来，这两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嫌疑犯，就像两个恶棍，在当地小酒馆里拼酒喝的一对儿。

“吃午餐时你们谈到了他们。”

“是的……”

“其中一个在打击另一个，对吗？是谁在打击谁？”

“华兹华斯对济慈——但不管怎样，那都只是一个故事。”

“那么它不是真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已经被他搞得完全偏离了方向。“嗯，我们现有的唯一记录并不靠谱。”现在我可以看见，在华莱士的那张纸上有一份编过号的列表。

他说：“那一定很不寻常。”

“什么意思？”

“哦，你知道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就像你自己，出书的作家以及所有那些人，不是都会记日记吗？让人觉得如果有谁能把历史记录清楚，那就非他们莫属了。”

我一言未发。我正被他引向某处。最好还是不要抵抗，任他带我到他想说的事情上去。

华莱士查阅着他的列表。“听听这个，”他说，“实在很有意思。第一条：塔普先生这桌人比你晚来了半小时……”他竖起一根手指，预先制止了我的否认。“这是你那位凯尔教授说的。第二条，也是教授所说：是塔普先生去过洗手间，而不是他的女儿。第三条：凯尔教授说，在你们的餐桌附近没有人独自坐在那儿吃饭。而克拉莉莎·梅隆小姐说，在你们的餐桌附近是有人在独自坐着吃饭，但她以前从未见过他，对此她记得非常清楚。第四条：梅隆小姐说，在那两个人来到塔普一家人所坐的位置之前，枪就已经露出来了。第五条所有目击证人都提到了，只有你除外：其中一个男人用外语说了些什么。三人认为是阿拉伯语，一人认为是法语，其余的人不确定。那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会说阿拉伯语。那个认为是法语的人不会说法语，也不会其他任何外语。第六条……”

念到第六条时，华莱士改变了主意。他把纸折好，放进茄克最上面的口袋里。他身体前倾，把双肘搁在桌面上，用推心置腹而又带有一丝怜悯的口气对我说：“我再免费告诉你一些事情。十八个月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1] 一家宾馆的大厅里，有人就想要塔普先生的命。”

一阵沉默。我心想，这个被误杀的人竟然真的遭到过枪击，这也太不公平了。在这种时候，我最需要的证明居然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巧合。

华莱士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我们不必一五一十地重述整件事情。我们就来谈谈冰淇淋吧。你的侍者说，枪击发生的时候他正把冰淇淋送到桌上。”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开始吃了，然后血才溅到了上面。”

“那名侍者说血溅了很远，一直飞到他那里。他将冰淇淋摆上桌的时候，它们已经染上血了。”

我说：“可我记得自己还吃了两勺呢。”

我感到一阵熟悉的沮丧。没有人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我们生活在一片由大家部分共享、不可信赖的感知迷雾中，通过感官获取的信息被欲望和信念的棱镜所扭曲，它也使我们的记忆产生倾斜。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观察和记忆，说服自己相信这一切。无情的客观性，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总是注定失败的社会策略。我们的祖先愤慨激昂地讲述半真半假的故事，他们为了令别人信服，同时也就说服了他们自己去相信这些故事。经过一代又一代，成功将我们精选出来，同时我们的缺陷也伴随成功而来，深深地刻在基因中，就像大车道上的车辙一样——当它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无法与我们眼前的东西达成一致。所信即所见。正因如此，世界上存在着离婚、边界争端和战争，有一座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会泣血，还有一座伽内什 [2] 的雕像会喝牛奶。也正因如此，玄学和科学是这样无畏的事业，这样惊人的创造，比轮子的发明更重要，比农业更重要，是与人类天性的本质完全对立的人造产物。公正无私的真理。但它不能把我们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车辙印实在太深了。客观性里不存在个人救赎。

但我对用餐过程的描述到底符合了我的什么利益呢？

华莱士正在耐心地重复着一个问题：“那份冰淇淋是什么口味的？”

“苹果。如果那位侍者说它是其他任何口味，那我们说的就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教授朋友说是香草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