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之城（2/2）

“是的，是的。”他说着，急切地倾身向前，纤长苍白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这个说法太妙了。”

如此屈尊，如此逢迎，我想。为什么玛丽还能忍受呢？玛丽说她觉得洛杉矶是美国最激动人心的城市。她还没论述完，特伦斯就接上去，更为热烈地赞美起来。

“我以为你不喜欢这里。”我酸溜溜地插了一句。但特伦斯一边调整安全带，一边又问了玛丽一个问题。我往后一靠，瞪着窗外，努力抑制自己的不满。不一会儿玛丽伸长脖子想从镜子里看我。

“你咋坐那儿那么安静？”她欢快地说。我忽然来了一句愤怒的模仿。

“这么说太妙了！是的，是的。”特伦斯和玛丽都没有做声。我的话回旋在我们上方，似乎被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打开我这边的车窗。二十五分钟不间断的沉默后，我们到了乔治的家。

介绍过后，我们三个占据了乔治家巨大客厅的中心位置，而他在吧台里为我们准备饮品。我像手持武器似的拿着横笛盒子，腋下夹着乐谱架。除去吧台，这里仅有的家具是两把黄色的塑料凹面椅，衬着单调广阔的棕色地毯，格外鲜艳。有一整面墙装的是滑门，通向一个沙石小后院，中间有个水泥塑的、树样的奇特装置，是用来晾衣服的。院子的一角长着一株生机勃勃的山艾树，是一年前此地真正沙漠的幸存者。特伦斯、玛丽和我都和乔治说着话，但相互不搭腔。

“好吧。”我们四个人手捧饮料面面相觑时，乔治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看孩子们。”我们顺从地跟着乔治后面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狭窄的，铺着厚地毯的走廊。我们朝一个卧室的门里打量了一下，看到两个小男孩在一张双层架子床上看漫画书。他们瞥了我们一眼，不感兴趣，又接着看书。

回到客厅后我说：“他们非常听话，乔治。你是怎么做的，打他们？”乔治认真地对待了我的问题，于是引发了一次关于体罚的讨论。乔治说他偶尔会抽抽他们的小腿肚子，如果情况真的很出格的话。但这么做不是要伤害他们，他说，只是为了告诉他们他是动真格的。玛丽说她坚决反对打小孩。特伦斯呢，也许是为了哗众取宠，我想，也许是为了向我展示他也会和玛丽持不同意见吧，说他认为一顿结实的鞭打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害处。玛丽大笑，乔治呢，显然不喜欢这个摊在他家地毯上的有点矫情和阴柔的家伙，看起来准备予以回击。乔治很当真，即便坐在凹面椅里也把背挺得笔直。

“你小时候给抽过？”他边问边给大家递威士忌。

特伦斯犹豫了一下说：“是的。”这令我吃惊。特伦斯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在佛蒙特由母亲带大的。

“你妈妈打你？”不等他编造出一个大摇大摆的霸王老爹来，我便问道。

“是的。”

“你不觉得受到伤害了吗？”乔治说，“我不相信。”

特伦斯伸了伸腿。“一点伤害也没有。”他边说边打了哈欠，可能是装的。他指了指他的粉色康乃馨。“毕竟，我还在这里。”

一阵沉默之后乔治说：“举个例子，你和女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因此有障碍吗？”我忍俊不禁。

特伦斯坐了起来。“哦，是的。”他说。“我们的英国朋友可以作证。”特伦斯这话意指我在汽车里的爆发。但我对乔治说，“特伦斯就喜欢讲自己和异性的糗事。”

乔治倾身向前，好让特伦斯专门听他讲。“你怎么能肯定，这些问题不是被你妈妈抽出来的？”

特伦斯迅速回击。我搞不清他是兴奋还是愤怒。“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各种问题，每个人都受其困扰。我只是不像别人那么善于隐藏自己。我猜想你小时候后背从来没有被妈妈抽过吧，可这就意味着你不会遇上女人的麻烦吗？我是说，你妻子在哪里呢？”

玛丽的插话像外科医生的刀一样精准。

“我小时候就挨过一次我爸的打。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那时十二岁。晚餐时我们都围坐在圆桌旁，全家人都在，我告诉所有人我腿中间流血了。我用指头蘸了点血举起来给大家看。对面的爸爸倾过身子来扇了我一巴掌。他说别干脏事，把我打发到楼上房间里。”

乔治站起来去拿冰来加到我们的杯子里，边走边嘟哝了一句“相当古怪”。特伦斯四肢伸展躺在地板上，眼睛像死人的一样，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卧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或者说吟诵声，因为那歌只有一个调子。我对玛丽说了句话，大意是在英国，两个刚刚认识的人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谈话。

“你觉得这是好事情吗？”玛丽问。

特伦斯说：“英国人相互之间什么也不说。”

我说：“在什么都不说和什么都说之间，其实很少余地可选择。”

“你们听见孩子们了吗？”乔治回来了，他说。

“我们听见他们好像在唱歌。”玛丽说。乔治在倒威士忌，用勺子舀冰块。

“那不是唱歌。那是祈祷。我已经把主祷文教给他们了。”地板上的特伦斯叫唤起来。乔治忽地转过身来瞧。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基督徒，乔治。”我说。

“哦，是的，你知道……”乔治陷进他的椅子里。大家一时无语，就好像我们四人都在积聚力量，又要来上一通散乱的异议一样。

玛丽现在坐到了乔治对面的第二把凹面椅中。特伦斯像堵矮墙似的横亘在他们中间，而我架着腿坐在特伦斯脚边一码远的地方。乔治先开口，越过特伦斯对玛丽说话。

“我对上教堂的事从来都不太感兴趣……”他声音小了下去，有点醉意了，我想。“但我总是想让孩子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对此兴趣越多越好。他们以后可能会排斥，我想。但至少现在他们有一套连贯的价值体系，不逊于任何其他体系，而且还拥有这一整套的故事，很棒的故事，奇异的故事，可信的故事。”

没有人说话，乔治接着说。“他们喜欢上帝的概念，还有天堂和地狱，天使和魔鬼。他们经常谈论这些东西，我从来不能肯定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想那就有点像圣诞老人吧，他们既相信又不相信。他们喜欢祈祷，即便他们祈求的东西有时很搞笑。祈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心生活的延展。他们为他们想要的，他们害怕的，做祈祷。他们每星期都去教堂，那是我和吉恩唯一没有分歧的一件事。”

乔治这些都是对着玛丽说的，后者在他说话时不住地点头，并严肃地盯着他。特伦斯已经闭上了眼。现在乔治说完了，他挨个打量着我们，等着被反驳。我们动了动。特伦斯用胳膊撑起身子。没有人开口。

“我看不出来这会对他们有害，一点点古老的宗教。”乔治重申。

玛丽开腔了。“哦，我不知道。基督教里有太多东西可以反对了。既然你并不真的信它，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好的，”乔治说，“愿闻其详。”

玛丽开始语带挑衅。“嗯，首先，《圣经》是一本男人写给男人的书，主人公又是一个非常男人的神，甚至连样子都像男人，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男人。这对我来说就非常可疑了，一部真正的男性幻想……”

“等等。”乔治说。

“其次，”玛丽接下去说，“基督教里女性形象非常糟糕。通过原罪她们被认为要对伊甸园之后的一切负责。女人脆弱、不洁，被罚为夏娃的过错承受生育之苦，她们是把男人的心从上帝那边勾走的诱惑者。好像女人要为男人自己的性欲负更多的责任。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的，女人总是‘他者’，正经事只发生在一个天上的男人和一群地上的男人之间。事实上女人之存在，只是神事后想起才用一根肋骨造出来，作为男人的伴侣，为他们熨衣服的。她们对于基督教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淫乱，保持贞洁，如果这么做的同时还能想办法自己生一个孩子的话，那她就可以媲美基督教的理想女性圣母马利亚了。”玛丽现在愤怒了，她怒视着乔治。

“等等，”他说，“你不能把这女人的肋骨一套强加到几千年前的社会上去。基督教要表达自己，只能通过当时的……”

差不多就在同时，特伦斯说：“另外一条对基督教的反对意见是，它导致了对社会不平等的被动接受，因为真正的报偿在于……”

玛丽插进来反驳乔治。“基督教为性别歧视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体系，还有资本主义……”

“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乔治愤怒地质问，虽然我不确定他是在对着谁发声。特伦斯在大声地宣讲自己的观点。我听见他提到了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法庭。

“这和基督教无关。”乔治差点叫了起来，脸涨得通红。

“还有更多的恶事借基督之名而行……这与之无关……把女草药医生当成女巫来迫害……胡扯。这与之无关……腐败、贪污、扶植暴君，积聚教会财富……繁殖女神……胡扯……阴茎崇拜……瞧瞧伽利略……这与之无关……”我也不怎么听得清了，因为我自己也在叫喊着自己对基督教的观点。不可能保持安静。乔治愤怒的手指向着特伦斯点戳。玛丽倾身向前去拉乔治的衣袖，要告诉他什么。威士忌瓶子侧倒在地，里面空了，有人把冰块也弄翻了。平生头一次我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观点要发表，关于基督教，关于暴力，关于美国，关于一切。我争着发言，惟恐脑中的想法稍纵即逝。

“……开始客观地思考一下……他们的傀儡镇压工人和罢工是如此客观？你指的是男性。所有的现实都是男性现……永远是一个狂暴的上帝……天上最大的资本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否认男女之间的冲突……胡扯，完全是胡扯……”

忽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我耳中鸣响。那是我自己的。疲惫导致了一段的短暂沉默，我正在这当口讲话。

“……驾车驶过美国途中，我在伊利诺伊70号州际公路上看到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上帝，勇气和枪使美国强大。让我们保留这三样。’”

“啊哈！”玛丽和特伦斯发出胜利的欢呼。乔治站了起来，手执空杯。

“对的，”他喊道，“对的。你可以记下来，这是对的。这个国家有过动荡的过去，许多勇敢的男人死于……”

“男人！”玛丽提醒道。

“好吧，也有很多勇敢的女人。美国是用枪打出来的。你没法否认这一点。”乔治大踏步穿过房间走向角落里的吧台，从瓶子后面抽出一个黑色的玩意儿来。“我这里就存着一把枪。”他说着举起来让我们瞧。

“做什么用呢？”

“你有了孩子后你对生死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没孩子的时候我从来不持枪。现在我想我会射杀任何威胁到孩子的人。”

“是真枪吗？”我问。乔治一手拿枪一手拿威士忌朝我们走过来。“千真万确！是一把真枪！”那枪很小，不比乔治展开的巴掌大。

“让我瞧瞧。”特伦斯说。

“上了子弹的。”乔治递过去时说。这枪似乎对我们所有人起了舒缓情绪的作用。我们不再大喊大叫，有它在场我们都变得安静了。特伦斯察看枪时，乔治在给我们添酒。他坐下来时提醒我我答应过演奏横笛。接着是一两分钟倦极的沉默，只听乔治说喝完这杯我们就得吃晚饭了。玛丽陷入了沉思，她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夹着杯子慢慢转动着。我往后一躺，用胳膊撑住自己，开始回想刚才谈话的那些片段。我想记起大家是怎么一下子就沉默下来的。

然后特伦斯啪地打开安全栓，把枪对准了乔治的头。

“举起手来，基督徒！”他阴沉地说。

乔治没动。他说，“你别拿着枪吓唬人。”特伦斯握紧了枪。他当然是在吓唬人，可从我这里能看到他的手指正扣在扳机上，他已经开始往后拉了。

“特伦斯！”玛丽小声地叫道，用脚轻轻地碰他的后背。乔治盯着特伦斯，喝完了他的饮品。特伦斯的另一只手也握住了枪，枪口稳稳地对准了乔治的脸。

“枪主之死。”特伦斯说，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也想叫他的名字，但却发不出声音。惊恐之下，我再次开口时，说的却是完全不相干的话。

“谁？”特伦斯扣动了扳机。

从那一刻起，那天晚上激昂的氛围忽然瓦解成一派传统的、闪烁其辞的礼貌。这本是美国人希望他们远胜英国人的地方。乔治是唯一一个看到特伦斯从枪里取下子弹的人，于是，只有我和玛丽一起被滞留在轻微的惊魂未定的感觉中。我们从搁在膝盖上的碟子里吃沙拉和冷切肉。乔治问起特伦斯奥威尔论文和教职的前景。特伦斯询问乔治他的生意，晚会租赁物和病房设备。玛丽被问到他在女性主义书店的工作，她温和地回答，小心地回避任何有可能引发争论的说法。最后我被点名来介绍一下我的旅游计划，我讲得很冗长，巨细无遗。我说明了我在回伦敦之前会去阿姆斯特丹逗留一星期。这引得特伦斯和乔治花了几分钟时间去赞美阿姆斯特丹，很显然，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城市。

接下来，当其他人喝着咖啡打着哈欠时，我开始吹奏横笛。我吹的巴赫奏鸣曲不比平常差，也许因为醉酒还更加自信了，但我心里却排斥音乐。因为我厌倦了这音乐，厌倦了吹奏它。当音符从纸页转换到我手指上时，我想，我还在吹奏吗？我仍然听见我们大着嗓门争论的回音。我看见乔治摊开的手掌上黑色的枪，那个喜剧演员从黑暗中出来重现在麦克风前，我看见许多个月以前的自己从水牛城出发来旧金山的路上，开着一辆租来的车，从敞开的车窗里对着呼啸的风欢呼，是我，我在这里，我来了……这音乐和这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不去寻找它？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我做不来的事情，来自古代异国文明的音乐？它的确定性和完美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伪装和谎言，就像对于其他人，它曾经是，可能仍然是一种真理一样。我该寻找什么？（我机械地吹过第二乐章，像钢琴的和弦。）某种艰难又自由的东西。我想起特伦斯自述的故事，他拿枪开的玩笑，玛丽对自己做的实验，我自己无聊中用手指敲打书封，那个广袤而破碎的城市没有一个中心，没有居民，一个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城市，联结个体生命中的变化与停滞的纽带。画面和想法纷涌而来，醉醺醺。一小节一小节地走调，偏离那内在的和谐与无法解释的逻辑。在一个节拍的起始，我越过乐谱瞥了一眼摊在地板上的我的朋友们。对他们的瞬间印象在乐谱页面上对我短暂地闪烁。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我们四人再也不会相见，对于这样普遍的无常，我的音乐中的理性显得那么虚无，而它的多重决定性 [5] 又是那么琐碎。把它留给别人吧，留给熟手，他们能唤醒旧日的真理。对我来说它什么都不是。我现在知道了我想要什么。这文雅的逃跑主义……嵌有答案的字谜。我再也吹不下去了。

我在慢调上中断了吹奏，抬起头来，正要说“我吹不下去了”，但那三个人已经站了起来，鼓着掌朝我笑得很灿烂。乔治和特伦斯模仿音乐会上的听众，把手合拢在嘴边，大喊：“妙啊，棒极了！”玛丽走上前来，亲了亲我的脸颊，献上想象中的花束。我心中忽然充满了对这将离之地的眷恋，但我能做的只是双脚并拢，鞠上一躬，把花束抱在胸前。

然后玛丽说：“走吧，我累了。”

[1] 洛杉矶城附近的一处海滨胜地。

[2] “着迷的”原文是captive，也有“囚徒”之意，用在这里，一语双关。

[3] 洛杉矶以西一个度假胜地和住宅区。

[4] 医院里叠被子时，先将被单横头折入床垫下，又将四角横竖交叉部分掖进床垫。

[5] 多重决定性（over-deteration），本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指一件事情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影响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