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2）

朱迪斯不理会威廉森的反感，有天在孩子们去上学、丈夫去保险公司上班后邀请戴维到家里来；但她没把这次，还有接下来的另一次约会告诉任何人。不过她对这些幽会很不安，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因为觉得威廉森会反对，就遮遮掩掩一件其实和他毫不相干的事，这让她备感困扰；也因此她渐渐承认威廉森对她的私生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整个处境充满了矛盾冲突：威廉森，直言不讳地拥护不独占的、开放的性爱，但在对待奥拉利亚和她自己时似乎很伪善；而朱迪斯对威廉森与新欢的“不忠”心怀怨愤，也或许在用和施温登私通来悄悄地报复，这些都是在嘲讽她自以为加入威廉森的团体后就获得了的自由解放。除去她和丈夫都心知肚明的通奸，有可能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占有欲强、在性方面内疚缠身的传统女人；在这种固执的自我怀疑中，再加上威廉森对她的生活难以捉摸的影响令她心烦意乱，朱迪斯决定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威廉森和他正在幻灭的乌托邦。

不过，使她下定决心的关键性事件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表面上看来与她和威廉森的关系、她的性生活、她的婚姻、孩子，或者任何非常私人的事情毫无关联。导火索只是她的宠物猫。

一天朱迪斯发现她的猫刚下了一窝猫崽，她被这个新妈妈迷住了，满心欢喜地看这只咕噜叫的花猫宠爱它的孩子，给它们舔毛喂奶。下午的时候她注意到母猫叼着小猫从屋里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好像在寻找一个更温暖舒适的地方。但是母猫似乎总不满意，把猫崽们聚在屋中某处后，它又会再把它们叼起带到另一处，循环往复；当朱迪斯饶有兴致地观察时，她开始认同母猫焦躁不安寻寻觅觅的天性。

那天晚上，朱迪斯和丈夫用过晚餐，孩子们都上床睡了后，她听见汽车开进车道，透过窗户她看到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来了。不提前打电话就拜访，这在加州很常见，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都这样，通常她也毫不在意；但在现在这情形下，她还沉浸于和猫在一起的宁静下午，日间还仔细考虑了要与自己的家庭更加亲近，因而威廉森夫妇的突然到访就被她看作是侵扰了。

朱迪斯挤出一个微笑在门口欢迎他们，热过咖啡后，她和丈夫坐在客厅听芭芭拉和约翰解释他们在城里忙的事情，在回砂岩的路上顺道过来看看。他们继续闲聊，提及这几周没怎么在砂岩看到朱迪斯，这时朱迪斯注意到她的猫仍旧走来走去，嘴里似乎叼着一只小猫；再一看，朱迪斯看到一条又长又细的尾巴在猫嘴角晃荡，她突然意识到猫正紧紧咬着一只血淋淋的大老鼠。

朱迪斯惊叫着跳起来，让所有人看她的猫在壁炉边踅来踅去；她滔滔不绝地说起这只猫——毫无疑问它整个下午都知道有这只鬼鬼祟祟的老鼠——为了保护猫崽如何不断地把它们移出老鼠的攻击范围，直到它最终决心短兵相接，铲除威胁。这个小插曲对朱迪斯来说有象征意义，她是如此沉浸于对猫的自豪感，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威廉森夫妇全无她这般的热忱。

朱迪斯这样一个看起来自由开放的女人竟然会如此认同一只家猫的母性本能，威廉森夫妇对此表达出来的，若不是其他情感，也是无聊和厌烦。朱迪斯的丈夫保持着沉默，朱迪斯却已与客人们争吵起来，狂暴地为自己辩护。后来想想，朱迪斯觉得，自她加入威廉森的团体以来就没有尽到身为母亲的职责，那一次只是长久累积的焦虑和疑惑的总爆发。

但是现在，多少自我审视也无法缓解她对威廉森夫妇的愤慨，他们无子，就对身为父母的情感不闻不问；那晚当威廉森夫妇离开后，她对丈夫说她和约翰·威廉森结束了，她准备好了搬出这里，和砂岩断绝一切关系。

在其他任何时候和情形下，约翰·布拉洛都会乐意接受她这个决定，会很高兴能把威廉森赶出去，恢复自己对家庭生活的一点儿掌控力。但那时他犹豫了，向朱迪斯承认他现在不是很想离开。他解释他终于开始适应这个地方，喜欢和这儿的各色人等在一起，甚至和约翰·威廉森发展出值得信赖的友谊。布拉洛现在觉得可以从威廉森那里学到很多，他不怀疑，自己和威廉森做朋友后已经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了；自从威廉森挑动他独自走进沙漠后，他更加思想独立，能够忍受孤独了，布拉洛自己后来也重复过几次这种治愈性的冒险。

不过他没向妻子坦白的是，看到最近威廉森的冷淡给她的自尊造成的伤害，他多少有些开心，也不反对她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多感受一下威廉森日渐消逝的热情。他想，现在该轮到她受苦了，就像她最初迷恋上威廉森，在那刻骨铭心的夜晚与威廉森在小屋的火炉边做爱所带给他的痛苦一样，这些事都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但布拉洛认识到自己对妻子的义务，他不能不顾她感到的痛苦；他也不能忽略，最初是他把她带到威廉森的世界里去的。他也知道，如果她继续郁郁寡欢只会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婚姻，他不想毁掉它，也不想因此给两个他们都深爱的孩子带来不幸。

威廉森夫妇拜访之后的几天，布拉洛注意到更多朱迪斯消沉的迹象：从办公室回来时他可以看出她下午喝了酒，晚上在床上时她冷漠疏远，暴躁易怒，不愿意做爱。一天晚上他想和她亲近，她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把孩子们都吵醒了。第二天早上她很懊悔，答应去看心理医生。她再次提到离开托潘加峡谷，这次布拉洛同意了。所以每天下班之后他便帮她整理打包。不久他们就做好搬回伍德兰希尔斯郊区的准备了。

因为有租户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合同还没有到期，布拉洛一家必须短租另外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倒是意想不到的容易。虽然那房子比他们自己的略小，但满足了他们暂时的需求，而且它坐落在一个整洁又有夹道绿荫的街区，那儿修剪齐整的篱笆和平缓的街道，与峡谷里尘土飞扬的崎岖山路、悬崖嶙峋的氛围形成了可喜的反差。从这儿布拉洛每天可以很方便地往返办公室；而朱迪斯想要在孩子们上学之后也有事可忙，便在附近的医院找了个做白班护士的工作。晚上他们通常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很少会出门。取而代之，他们在客厅听音乐、读书，或者看电视，他们早早上床休息，为尊重朱迪斯的意愿，并不做爱。

约翰理解她的选择，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觉得是她与威廉森分手之后对所有男人的消极反应；他相信，他们在自己家里安定下来之后，更适应郊区生活和彼此之后，情况就会好转。但就在他们快要搬回去时，朱迪斯竟然恳求约翰不要和她一起，使他极为震惊；她请求给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应付自己无常的情感。

约翰虽然心烦意乱，还是同意自己先在外面租一段时间公寓，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事。他愿意做任何事来恢复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也相信朱迪斯也在为之努力。她不酗酒了，开始看心理医生，工作也似乎勤勉守时。从自己在附近恩西诺小镇的公寓，他开一会儿车就能看到孩子们，每周两晚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去自己的住处玩儿。每天他都给朱迪斯打电话，在他们分居最开头的几周里朱迪斯让他放心，虽然还没做好让他回来的准备，但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每天开车上下班时，他常常多开几个街区只为经过自家房子，他向自己解释说，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他关心家里过得好不好；但当他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做，没日没夜地在埃特纳街上来来回回地开时，他也就明白了这是因为自己对妻子的直觉，对她忠诚的怀疑，害怕她可能是不想让自己在家，这样就能更自由地和其他男人约会。

不久之后，布拉洛就注意到家门口常常停着一辆蓝色的庞蒂亚克 [110] ，不是威廉森的，也不是布拉洛认识的任何人的。有时候它一大早就停在路边，傍晚才走，但晚上孩子们大概都睡了的时候又会回来。观察它几天之后，约翰再不能压抑焦虑，当面指责朱迪斯在见另外一个男人——而她平静地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想。

布拉洛勃然大怒，无法控制自己。他感到背叛，被羞辱，惊呆了。他想知道那男人是谁，但朱迪斯只说是她最近遇到的一个人。布拉洛要她不再见那个男人，而朱迪斯看起来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心不在焉，回答说她没法保证。布拉洛更加气急败坏地谴责朱迪斯为孩子们树立了糟糕的道德榜样，提出孩子们应该和他一起生活；但朱迪斯回答，她没法和孩子们分开。布拉洛威胁要动用法律手段时，她沉默不语。

第二天晚上布拉洛又看到那辆庞蒂亚克停在路边，他一时冲动想下车去敲房门，和他的情敌打个照面；但又把这冲动抑制住了，因为不想在孩子们面前造成可能的暴力场面。不过他记下了庞蒂亚克的车牌号，在他多年混迹保险业所结交的熟人们的帮助下，他不仅知道了车主是谁，还知道了他的私生活。除了其他种种，布拉洛被告知这男人是戒酒协会的成员，曾经无业，四处游荡，他也曾因施暴和殴打被警方拘捕。

当布拉洛把这些告诉朱迪斯的时候，她变得满怀敌意，谴责他侵犯别人的隐私，还说她早就知道那男人的背景了，他已经亲自告诉过她。而且，她告诉丈夫，他这种恶意刺探只让她确信了和他分开是明智的；这次不管布拉洛怎么解释也没法填补他们之间的鸿沟，之后的很多次对话也于事无补。她说她需要给他们的婚姻放个假，想要自由自在的，不再对一个丈夫负责。她继续说，要不是有对孩子和工作的义务，她也许已经和情人离开镇子去另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了。

尽管布拉洛难以相信她真就是那个意思，而且竟能如此迅速地和另外一个男人好上，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和解的希望，脸色阴沉地和她一起办了分居手续。他同意给孩子们付抚养费，她每周给他几天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也答应不让任何男性朋友在家过夜。

之后几个月里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仍旧定期相见，不过都是在约翰来见孩子的时候简短地会个面。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适应了分居的生活，精神很好，看起来也更能控制情绪了。尽管现在她见情人的次数也少了，承认这点时她口气里并没有懊悔之意。实际上，她现在不只和一个男人约会，也结交了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新朋友。约翰毫不怀疑，她对自己的生活就算不是乐不可支，也至少是心满意足。他自己的境况可没有这么好。

对他来说最近几个月紧张狂乱，令人沮丧。他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约会，但是最轻微的关系发展都让他退缩。尽管两次接受威廉森夫妇的邀请参加砂岩的聚会，还有一次周末一起出游，那次他们还带来了迷人的女伴，他仍旧觉得被冷落、郁郁不乐。现在得不到的朱迪斯似乎比原来更加撩人心意、不可取代了。

工作也从没像现在这样令他厌烦。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待了十年，最近好几个月来注意力在工作和烦扰的婚姻之间游移，布拉洛觉得自己最好在被解雇之前辞职。他估计，用存下的那些钱他可以生活一年，不用正式工作，所以他打起精神递交了辞呈。

他想骑摩托短期旅行，在沙漠里待一段时间；而且大胆地承认了很久之前的雄心大志：他想写一部小说。那将是不顾廉耻的自传体，一个关于他婚姻的故事。过去，当他妻子被勾跑，而他自己在办公室和砂岩间穿梭往返的时候，他记了大量的笔记，写在公司信纸上和黄色的标准拍纸簿里的日记，描述对身边的事和自己心理状态的印象及反应。

这些日记是有意识的发泄，但现在当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却因窘迫而畏缩。重读自己的生活没有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反而加重了它：在棕榈泉的保险业大会上与芭芭拉的第一次性接触；约翰·威廉森以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出现；在穆赫兰大道威廉森家的裸体夜晚；那时看起来如此心花怒放自由解放的几个月；现在它们像毁灭与混乱的序曲一样阴森地逼近。他看出来，曾使他生活稳定的爱与秩序，不论是什么，都已经献祭给了一时兴起的试验与反复无常。他试着想象那些夜晚，要是他没有带朱迪斯去——那里奥拉利亚、盖尔和阿琳·高夫看起来如此魅惑而触手可及，他的婚姻会怎样；不过他怀疑，就算他抵制住了威廉森解放传统婚姻窒息束缚的允诺，结果也还是一样。尽管看到朱迪斯回应其他男人让他非常痛苦，布拉洛并不是不清楚自己获得的许多补偿，但当他现在读起自己空洞的回忆录，一切似乎都简化成情绪的碎片，毫无意义地消散了。他孤独一人，没有工作，丝毫没有希望。

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继续去看望孩子们，却已被盲目迷惘占据。就是在这种颓唐的状态中，他听到了阿琳·高夫的消息——他和她曾有一小段情史，但她和朱迪斯最近一样已经离开威廉森的团体，消失在山谷里。阿琳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她被发现身中一弹，死在家里的床上。警察在她身边发现另一个死者，是她的情人，《洛杉矶时报》年轻的新闻记者。楼下的桌子上有一把刚开过火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几个小时后，警察逮捕了阿琳·高夫16岁的儿子，控告他犯下双重谋杀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