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2/2）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她问。
他睁开眼。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体。
“能做爱吗？”他问。她摇摇头。
“我不做那个，”她说，“我也不用嘴。我只给本地货。”
“本地货？”
“手活。”她解释道。
“好吧，”他说，“那就本地货。”
“要另收费。”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点头，带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经历可耻卑贱，但特立斯却享受这种接触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后他常常又去光顾，不仅让琼还让其他女按摩师按摩，通过她们他知道了纽约市各处都有类似的场所。
那年剩下的时间和1972年，他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定期频繁得让他不仅熟识了女按摩师，还有那些年轻经理和店主。他们中有些人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或新闻专业，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顾也是他们这种服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绝妙”；他们接受邀请和他去餐厅吃饭，接受采访，允许他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使用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最终允许他在按摩院里义务做经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东二十六街132号一栋无电梯公寓的三层，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个角落里；1972年春夏，有很多个星期他在桌子后面从中午工作到下午6点，负责收钱、检查亚麻床单的数量、和等候的顾客闲聊，按摩师和顾客进入私人房间后他也要注意着时间。一个客人离去后如果暂时没有生意，特立斯会询问按摩师情况，问她那男人说了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私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情况，他的挫折、抱负、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说服按摩师帮他记日记——描述每个顾客，详述在关上的门里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告诉他按摩师自己在满足客人欲望时心里在想什么。虽然特立斯还没有组织场景和故事线索，但他想写下两个真实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关系——一个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个嬉皮士女生，她满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压抑，最终和他成了朋友，帮助他摆脱进按摩院时通常会有的羞耻感和负罪感。特立斯和几百个男性顾客见面闲聊后，以及之后在按摩师的日记里读到他们时，他知道自己毫不费劲就能与他们达成认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们，按摩师写下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准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个他想要长期维持的婚姻。虽然他有外遇，但从不想为了那些女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还是爱慕她们，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谊。妓女从不能吸引他，尤其因为现在的娼妓都是贫民窟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女人，有吸毒的问题，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按摩师——另一种“娼妓”——一个普通人可以与她以不仅仅是身体的方式产生联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样不喜欢独自自慰；用年轻一代的说法，这样“太逊”。但是被一个迷人的按摩师自慰，有一个女人在场，和她相互之间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爱情，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饶有兴味。几个月过去了，特立斯开始把按摩师看作某种没有执照的治疗师。就像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花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那样，这些来按摩的男人花钱请人触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顾和特立斯有什么相像的话——他和这些人的对话以及读过的日记，使他相信他们确实相像，就是他们和女按摩师的性行为并没有降低他们在家对妻子的热情；事实上，大部分人说他们下午在按摩院待过之后，晚上甚至会更渴望妻子——按摩师显然激发了年长男性身上的性冲动，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在家更满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欢心。
但当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后工作了几个月后，倾听顾客说话，和年轻按摩师聊天，加上之后在东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经理，他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能给女性带来欢愉的年轻男按摩师。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车后打着广告，建筑物墙上贴着海报，像《纽约邮报》和《村声》这样的报纸里也有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满足的广告。特立斯相信整个纽约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妇、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许会想要一次带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间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东城氛围里，也能获得一些像伊丽莎白·雅顿沙龙，或者奢华的女性健康俱乐部里的那种娇宠。但是，和特立斯聊过天的按摩院主人，还有按摩师都向他担保，没有这种市场。东城一家很好的酒店里开过这样一个场所，打了很多广告，但是没法吸引女顾客来找年轻的男按摩师们，不久就被迫关门大吉。人们得出结论，女人不愿意花钱买这种私人服务。女人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洗头发、设计服装、安抚心灵、在健身课上瘦小腹——但是她们不愿意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小白脸”的角色也大多被误解了，非常有资格评论此事的人这样告诉特立斯；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这些年轻人的角色主要是像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脸是同性恋，她们包养的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称关照他们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虫”。除了对男同性恋，似乎阳具本身在美国性市场上也不是很有销路的商品。几乎没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阳具就会有性欲，除非 她们对它的主人有热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场合随便挑个人可能带来的危险，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如果只是想要个高潮，比起和一个陌生人的性器接触，她更倾向于在卧室里用阳具形状的振动器自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类身体的排异反应——拒斥从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样自然，”一个婚姻治疗师某次告诉特立斯。“关键词是‘陌生’；如果一个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体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进来，因为这样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个她认识、相信、想要发展关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拥抱它、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治疗师继续说，“和男人对裸女招贴画的反应不同，女人对杂志上的裸男无动于衷。”很多女人随后和特立斯访谈时也证实这种观点；很少有女人说她会对着某个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尽管报刊亭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皮肉”男性杂志，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据称是为女性受众刊载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这种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后来完全退出了市场。
1973年，特立斯去了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看看没有受到美国清教传统影响的欧陆女人，是否对按摩院（有时叫作“桑拿俱乐部”）中以钱交换的性反应更热烈，对杂志中的男性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欧洲女人似乎和她们纽约的姐妹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纵享乐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没有发现女人光顾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欢现场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电影，女性杂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见。他夜间在欧洲大街小巷游荡时，看到和纽约一样的场景：男人独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门口和妓女讨价还价，男人在裸体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男性承认自己无止境地为异性裸体本身神魂颠倒；他们以一种分离的无人格的方式欣赏女人，甚至那些被这种关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极少能够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卖性快感；男人出钱购买。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者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总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欧洲女演员最近刚离异的丈夫告诉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敌。女人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常常是不经意地就引诱了男人——她们穿紧身毛衣、画口红、抹香水、扭屁股，当让男人欲火缠身后，她们突然就变得害羞正经起来。”男人想要女人必须给的东西，他承认，但是女人会拒绝，直到达到条件或得到承诺。女人能给一个无力的男人暂时的力量感，至少能让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无能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双腿间那温暖接纳的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是男人总想回归的出生之地。他补充道，但是回归几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还很高。教会和法律尝试“把阳具社会化”，他说，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价值的场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里。“婚姻是对阳具的一种武力管制”，却不能完全控制过剩的男性性精力，这些精力大部分发泄在色情产业和城市里的红灯区——那些反堕落小队、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清除的地方。“这些‘净化’运动，”他得出结论，“其实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战，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着。”
从欧洲回来后，特立斯继续调查美国，游历内陆，采访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和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交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几周，印第安纳，俄亥俄，然后南下到圣经带，在那儿参加教堂布道和市政会议，在鸡尾酒酒吧偷听，拜访辖区内的人家和红灯区。白天他在商业区溜达，注意到伍尔沃斯超市和杰西潘尼百货商店与当地按摩院和限制级电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和其他汽车旅馆的厅堂里徘徊，观察到穿灰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们的房间前会在报刊亭买一本《花花公子》或《阁楼》。
他也观察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将车开进购物中心；结实的扶轮社会员和同济会 [189] 会员穿着艳丽的缎面衬衫把保龄球投下狭窄闪光的球道；卷发有雀斑的乡下姑娘，从高中图书馆借出来哥特式小说；晒得黝黑的郊区居民在网球场混合双打；“百事一代” [190] 周日在教堂合唱团唱歌。在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详细交谈之后，特立斯感觉正常的美国家庭生活和传统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旅行从头至尾他不断提醒自己，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读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国销售火爆；尽管全国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巨大变迁，还是给了他更深刻的印象；虽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社会还是会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如果那样，就必须判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将通奸者下狱，需要审查的不仅有《花花公子》，还有《vogue》和周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广告。尽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决在那时看来是不祥的声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这样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听淫秽案审判的律师，在后来一起闲谈时预测，米勒判决无力维持这股让公民自由主义者警觉的趋势。据说，大部分当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这样保守的城市，在一项淫秽案中，《搞》的纽约出版商也战胜联邦检察官赢了官司。米勒判决一年后，全国书报摊开始售卖《风尘女郎》杂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线——虽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亚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射出的子弹击中，可能会永久残疾，编辑们却没被吓倒。全国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员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电影——其中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摄时，特立斯得以在旁边观察。
电影在一个租来的大庄园里拍摄，特立斯与演员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待了一周。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包括导演，之前在《深喉》和《琼斯小姐内心的恶魔》中合作过；尽管在宾州拍摄的这部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没有《深喉》和《琼斯小姐》那么赚钱，但在矫揉造作的剧情、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荧幕上女演员进攻性的性行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怀疑，正是这些女人愉快轻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对无人格的性来者不拒的场景，满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镇上限制级影院的中年男顾客的愿望和幻想。电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马上就献出了身体，不拒绝任何人，几乎不要前戏，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达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诺。像乔治娜·丝波文、玛丽莲·钱伯斯和琳达·洛夫莱斯这样的限制级影片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个精疲力竭后还要第二、第三个；虽然批评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责色情电影剥削女性、美化暴力，这些观点却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场看到的东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时报广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观众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级甚至pg级电影里看到——战争片、《教父》诗史三部曲、没完没了模仿《驱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对它要有什么合理的愤慨，那也就是售票处每名观众五美元的票价太贵了，电影低劣的质量、幼稚可笑的剧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场景里演员也总是软下来，徒劳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这个价。在电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实看到过“小猫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为的色情片；但这种电影极少，受众范围很窄；尽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恋片，但这些片里面处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样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挤压他们的下体，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脸上撒尿也不是那么罕见。对这种场景要还有什么能说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蹲着的特写镜头很有性教育意义，因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测，大部分他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阴道不是同一个地方。
特立斯离开宾州的电影班子后——他们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一天，因为一个演员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结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开按摩院的哈罗德·鲁宾，一个有点矮但强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下颌突出，蓝眼睛，一头金色长发用油梳过。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鲁宾时他的言行充满对戴利市长、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筑巡视员抑制不住的蔑视，声称他们正在骚扰他，想要逼他关门。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驱逐通知给特立斯看，那是房东寄过来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称的恶行，还提到鲁宾曾在前窗贴了一张告示，写着：“操尼克松，赶在他操我们之前”。鲁宾说他最近被一个法官罚款1200美元，因为出售据说是下流的书，还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区伯温市政厅台阶上扔了一块马粪，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鲁宾漂亮的棕发妻子是一个女按摩师，她最近烦透了他和法律不断起冲突，抛弃他去了佛罗里达州，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他在鲁宾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里骑他的三轮车，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鲁宾承认，因为越来越多的突袭搜查，生意变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几乎无事可做，鲁宾对特立斯说了很多对未来渺茫的希望，回忆起虚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种麻烦。除去他对当局的抗议和宿怨，鲁宾似乎挺欣赏自己在一个相当保守的城市里的这种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头条写手叫他“怪人哈罗德”后，他就用这绰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当他远离生意场的霓虹灯和色情海报，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评者同样保守；他静静地住在伯温的居民区，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儿两次，他和儿子住的公寓一尘不染，装饰精美。他收集小艺术品、古董小玩意儿和易碎的小装饰物，把首饰装在玻璃容器和黄铜盒子里，定期除尘擦亮。墙上是世纪之交的海报，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产的一架爱迪生留声机听音乐，对他的木质冰盒、惠普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同样老的普尔菲口香糖机器感到很骄傲。他井井有条的卧室的书架上，有老版皮质封面的全集书；他的壁橱里整齐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体杂志，里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韦伯。
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韦伯绷着脸开了门。这个40多岁赤着脚的女人将娇小但有些丰满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蓝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士t恤里，长长的棕色头发和黑框眼镜是最近很多女权主义者的风尚，她对特立斯说话时更像是在讲课而非打招呼。她说，特立斯找她时的坚持不懈并没有 触动她，她也强调，希望这个采访很简短。她提醒说，她现在不是公众人物了，然后带他走向客厅里现代风格的沙发，这间整洁的客厅可以俯瞰海滩；虽然承认当时做裸体模特很愉快，但她现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职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区当女子舞蹈教练。她说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尔也和她最好的学生和一个演奏中东音乐的乐队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场合表演。
她说话的时候特立斯没有打断，仔细听着，最后她似乎放松下来，对他不那么反感了。尽管他觉得她很迷人，访谈深入后也更加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但他相信哈罗德·鲁宾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失望。在老照片上她显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这样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时可能也不是这样。她年轻时脱下衣服、伸开手足裸体躺在加州沙丘上时，很可能脑海中完全没有淫秽色情的念想，不过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摄影师脑中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男人，在为男人拍摄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们毫无疑问知道，最终挑选出版的照片不久就会让男读者非常兴奋，会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里繁荣兴旺，很多男人在兴奋的脑子里会狂野地强奸她很多次，把她一辈子囚禁在卧室关上的壁橱门后。
但和特立斯访谈时，她 将自己的裸体模特事业解释为是一种摄影“艺术”的表达——特立斯抑制住了冲动，没有说出来对她来说的“艺术”，对她的男性崇拜者来说可能就是“色情”。他在这关头的谨慎可能获得了回报，因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采访，再后来又有了第三次；通过她，他开始认识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还有他们19岁的儿子约翰·韦伯，一个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为马利布山冈上一个名叫“极乐仙境”的裸体主义者社区工作，报酬颇丰。社区主人是曾经专门给黛安娜·韦伯拍照片的前摄影师、灰胡子的埃德·兰格。
约翰·韦伯住在社区里做做杂活，工作时间很长；但他定期溜达下山回到马利布父母家里。一天黄昏黛安娜·韦伯下了舞蹈课走进客厅，发现儿子裸体躺在客厅地板上，双腿大张着，对着《花花公子》杂志里女演员乌尔苏拉·安德烈丝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韦伯很不高兴。
正是这次去加州时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名叫小帕特里克·麦格雷迪的纽约作家那年早些时候和他说起过砂岩，还有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们托潘加峡谷的私人庄园里进行的开放性爱实验。特立斯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看到一则砂岩的广告后，给上面列的号码打了电话，接着受俱乐部经理邀请，他下午开车上山拜访砂岩。
特立斯开上曲曲折折的山路，还迷了两次路，后来终于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车开进了停车场。他没想到，在这个放纵乐园的短暂拜访会从那天白天持续到晚上，持续到后来两个月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的宁静和自由、几乎没有规章制度、它的舞厅和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调查，不论是按摩院、性酒吧、现场表演、从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还是从性爱通那里听说的，都没能让他为砂岩这样的一个地方做好准备。70年代初在美国这个不总是那么民主的共和国里，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亩土地：据他所知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双重标准、没有用钱交换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第一晚，特立斯在舞厅参加了群交，这个欢娱的情景里还有康福特医生和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口技艺人，虽然他把头埋在一个女教师两腿间，但仍旧和自己不在场的木脑袋挚友继续一场幽默的对话。
特立斯在砂岩逐渐习惯了做个裸体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双性恋，但在砂岩学会当男性裸体离得很近时放松下来，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们用拥抱打招呼，变得像握手一样自然。但是特立斯发现砂岩的很多东西并不那么让人愉快，尤其是在静悄悄的午后，这儿只剩十个常居的人——约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特立斯都很冷淡，怀疑他的意图，有时会公开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带妻子一起来。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个月，发觉约翰·威廉森也变得愈发疏远、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请特立斯住在客房、说待多长时间都行后，自己私下感觉犯了个错误——但他没有用突然驱逐特立斯来承认那个错误，而只是听任特立斯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时认为，有可能他对威廉森不说话时流露出的性情反应过度，作家麦格雷迪在纽约就预先警告过特立斯他的这种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测，这有可能是威廉森对外来人特殊的压力考验之一，他有时会考验那些从尔虞我诈的尘世来的，甚至只是暂时和他的裸体追随者和离经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担惊受怕，每天热切期待俱乐部成员晚上来的时候带来的欢闹氛围；他能那么长时间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给他的压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员孤立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特立斯并非不熟悉作为外人的处境。确实，他的背景让他最自然地是个外人的角色：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教区里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家乡的天主教少数派，是个北方人却去上了南方的大学。50年代他是个总穿西装打领带的保守年轻人，这个有追求的人选择的作为他使命的职业是少数几个对心理伪装者开放的职业之一：他成了一名记者，想以此来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为一名记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离正道的人吸引：纽约城没人注意的流浪汉，在高高的大桥钢筋上工作的流动工人，《纽约时报》办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 [191] 们，黑手党的孩子，走私非法读物的贩子，按摩院里辍学的女生，现在是像威廉森这样有失体统的先驱者们。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他也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极限的；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毫无疑问特立斯的身心都乐于接受这种体验。她高潮之后，也只 在她高潮之后，芭芭拉·威廉森开始直率地说话，自特立斯来砂岩之后第一次信任他。虽然没有为她丈夫的阴沉道歉，但她解释说，因为卖掉砂岩这宗生意有很多变动，这不断打击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补充道，约翰·威廉森和大多数梦想家一样，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沮丧中。她回忆起1970年——当他爱慕的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市结婚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忧闷地沉思，有将近两个月几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说话。
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约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后来和布拉洛妻子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这两对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尽管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后退出了砂岩，双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说他们后来在开放性婚姻里还是性伴侣，补充道他们现在和威廉森夫妇仍旧是朋友，如果特立斯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一周后，这事儿就成行了；之后两年特立斯在纽约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兰希尔斯拜访布拉洛夫妇，他渐渐赢得他们的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约翰·布拉洛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员们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创的日子里写下的。
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讨论新写作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个杂志记者是他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认为，比起他亲身体验了多少性行为，这个记者会更多报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没什么需要对他隐瞒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记者一起回到家里，发现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开它，读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表示，因为他不明就里就同意和媒体讨论其实和它们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视的隐私权被他侵犯了；此外她还警告，他在性方面的坦率也许能撩拨一些杂志读者，却只会让他自己受人耻笑。
特立斯很苦闷，但极想对默默站在旁边的记者掩饰信的内容，那记者正等着和他去一家餐厅结束进行了好几天的访谈，于是特立斯把信放进自己口袋里。之后几小时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厅里和记者交谈，希望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没被发觉。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周五，下周一妻子回来了，并没做什么解释。她没主动说自己去哪儿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权过问。他们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和解氛围持续了下来。婚姻得以幸存不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更是由于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他们都能洞察对方错综复杂的行事方式，一种特别的并不总需要说出来的语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有时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欢”而非“爱”——因此，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样，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乡新泽西州大洋城他在维多利亚海滩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预言的那样，他人尽皆知的“调查”引起的消极反应先于他到了，在这个他做过高中体育记者、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周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报和全国性杂志里的八卦文章，这篇社评让他的父母最为光火，他们仍旧住在镇上，半个世纪以来言行都符合这个海滨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规范。虽然特立斯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最开始让他非常愤怒不安，但他渐渐地也就不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为人了。他现在找到了开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写完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漫步穿过城镇，在当地书报摊随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杂志，继续探索他周围性爱习俗的变化——既在他故乡，也在附近亚特兰大城更大的度假胜地探索，还延伸到农场和村庄。
离他长大的地方20英里远，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公园深深隐藏在巨蛋港河边的林地里，他从少年时就知道，但是那时从不敢进去。它叫阳光公园，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实、情绪反复无常、备受争议的牧师伊尔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无顾忌的裸体主义拥趸认为他是美国裸体运动之父。布恩牧师一度是新泽西州奥克兰的庞兹归正会 [192] 的牧师，1931年他在德国旅行期间了解到裸体主义，直到被希特勒关闭之前，那里有很多裸体主义者占据的私人庭园，他们相信在户外脱掉衣服对身心都是解放，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师最初在新泽西州中北部斯库利山建立裸体主义者居住区的尝试，以房东的驱逐通知告终，但后来，新泽西州南部一个住在梅斯兰丁社区的德裔美国家庭，给了他80英亩林地。1935年他带着救世主般的热忱，和追随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树荫凉下建立了一个河畔隐居处，给它命名为阳光公园。他建造了一栋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里面，还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间礼堂和一家学校。他出版了一份裸体主义报纸和一份叫《阳光与健康》的图文杂志，杂志常常遭到梅斯兰丁邮政局长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为之辩护，他在一篇社评中坚称：“除非美国的‘道德’领袖们接受身体的真实，允许老百姓完全熟悉身体所有地方的样子，否则人们对身体的‘禁地’就一直会有或多或少狂热的兴趣。”
对身体“禁地”“狂热的兴趣”——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时代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街角烟草店询问是否有《阳光与健康》私下出售，那店里明面上摆着的最不审慎的杂志是《警方公报》，但当学校好友大胆讨论晚上要不要偷偷溜进公园爬上树，在那儿躲着，直到日光让他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女性裸体时，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不管何时去费城看棒球赛，沿着河畔道路开车经过阳光公园的石头门和醒目的白色布告牌时，他都徒劳地在模糊的树木间寻找禁忌的风景。他也听说，尤其是在周末时，镇上有的船主会沿着巨蛋港河划着或开着他们的船，在阳光公园河岸对面抛锚，只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恶的沐浴者在木码头和小沙滩上伸展四肢。
一个夏日周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访几天后回到大洋城，独自开上通往阳光公园的林荫路。公园熟悉的白色标志和他年少时一模一样，他开进大门，沿着幽长曲折的土路，经过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丛，最终到达一个小木屋门房，那里有位裸体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沐浴着阳光。老人欢迎特立斯，递给他需要填写的登记卡，并收取了费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问题，说他不是伊尔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经去世，又说他帮布恩建造了这个公园，除了房车，它看起来几乎仍旧和40年前开园时一样。特立斯进入内门时老人向他挥手，他沿着沙路开到河边，看到几十个年龄、体型和肤色各异的人裸体在阳光下漫步、躺卧或在河里游泳。有带婴儿的父母，棕褐色皮肤松弛的老人，身体美丽或不美丽的年轻女人，健壮、松弛或虚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滩巾上挨着躺着，或者站着随意闲聊。
特立斯停下车脱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觉自然而愉悦。那是一个闷热的7月午后，但他脚下荫蔽的地面感觉很凉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温暖宜人。他淌过水走向码头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没见过的裸体主义者混在一起，他发现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开公园和公海的长绳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着它们的归属地“大洋城，新泽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着百慕大式短裤、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镜；手里拿着罐装啤酒、保温瓶、晶体管收音机，还有向裸体者挥舞的手帕。船上也传来一些嘘声、口哨声和欢呼声；看了一会儿后，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静的裸体者分开，面向船只，他认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着银色的望远镜和黑色的双目镜，他们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摇摆，在阳光下眯着眼窥看。他们是不加掩饰的窥阴癖，正凝视着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