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6 鼠窝（1/2）

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顿家（hkstons）住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一栋棕白色的房子里，拉马尔家就在他们后头。家族中的大家长是多琳，她的肩膀宽阔，腰围也是。多琳戴着眼镜，有张大饼脸，肤色稍淡的双颊上有深棕色的雀斑。从多琳记事起，她就没有瘦过，每天的生活也是优哉游哉，很少见她为了什么事情着急。多琳有四个孩子：二十四岁的帕特里斯、十九岁的娜塔莎（natasha）、十四岁的cj跟十三岁的鲁比（ruby）。外加老大帕特里斯生的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十岁的米奇（ikey）、四岁的杰达（jada）、两岁的凯拉·梅（kay ae）。这个家里还养了只叫科科（）的小狗。身形像美式足球员的科科凶起来会咬人，但它对娜塔莎忠贞不贰。

在帕特里斯收到谢伦娜的驱逐通知单，并跟三个孩子从公寓楼上搬到楼下与多琳同住后，辛克斯顿一家八口（加上科科）算是完成了合体，但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又小又挤。帕特里斯、娜塔莎跟cj的因应之道是尽量少在家里待着，天公作美时，三人会在外头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后头找拉马尔打黑桃王。只不过到了夜里，大家还是得挤在一起睡觉。两间卧房，帕特里斯占了当中那间小的，她咕哝着如果要她负担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个房间归她，就算房间没门也没关系。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张床，鲁比则蜷曲在椅子上凑合着睡，手脚都无法伸直。米奇在客厅里跟cj分享一张没有床单的床垫，旁边就是玻璃茶几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衣服，脏的干净的都有，反正房间里放不下就是了。帕特里斯的两个女儿睡在饭厅一张四角都开花的床垫上，内里的弹簧跟褪色的海绵都已“脏器外露”。

所有人都没办法好好睡觉。娜塔莎睡着后有伸脚踢多琳的癖好，多琳则会习惯性地翻身滚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头偷过来，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会直接用枕头反击。因为睡不好，年纪较大一点的孩子常错过清晨的校车，小一点的孩子则一整天困得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有时候多琳从厨房走出来，就会看到他们睡得东倒西歪。头不是枕在茶几上，就是枕在掉地上的几件衣服上。

生日的前夜，往往也是睡得最差的一晚。要是你一个不小心睡着了，帕特里斯一定会溜进房里，用蛋黄酱或番茄酱把对方的脸涂花。已经六年了，辛克斯顿家都没有庆祝过圣诞节——他们庆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当辛克斯顿家的一分子顶着张黏糊糊的大花脸笑着起床时，会看到生日蛋糕赫然摆在桌上。彼此之间喜欢闹来闹去算是他们家的传统。娜塔莎曾经在帕特里斯的内衣里撒过胡椒，帕特里斯专挑娜塔莎负责照顾弟弟妹妹的时间，把鲁比偷偷带出家门，害得娜塔莎在附近绕了好几个小时找人急得快发疯。

辛克斯顿家的后门已经从门轴上脱落，墙壁上坑坑洼洼的，浴室里还有个大洞。他们家的天花板有点塌陷，主要是楼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黑垢。厨房的窗户裂了，饭厅有几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几片的百叶窗。帕特里斯挂上厚重的毯子，盖住窗户，室内因此显得灰暗。客厅里，用胶合板做成的橱柜上有台小电视，电视旁则是没有灯罩的台灯。

在帕特里斯搬到楼下之后，谢伦娜发现她在偷电。修理电表得花200美元，但只要帕特里斯还跟多琳住在一起，谢伦娜就不愿意花这钱。“我才不出，”她说，“这钱统统要那些黑人出，冬天挨冻是他们的事。”辛克斯顿家后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攒到200美元。在此期间，房子背面那些房间，包括厨房都没有电，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坏了，一家人终日以罐头果腹：每晚不是意大利方饺罐头，就是通心粉罐头。

面对发臭的冰箱，辛克斯顿家的态度就跟他们面对整间公寓的心态是一样的：忍就对了。对家中的床垫和小双人沙发，他们也秉持着同样的想法。床垫跟沙发缝里的蟑螂多到不像话，他们希望能在搬家时把它们统统甩掉。事实上，这些蟑螂在辛克斯顿一家搬进来前就已在此“驻扎”了：碗槽、脸盆、马桶、墙壁，乃至于厨房的抽屉，蟑螂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就是看哪里房租便宜就搬到哪里啊，”谢伦娜这么讲多琳这一家，“他们踩着蟑螂就搬进来了。”

在辛克斯顿家搬进谢伦娜位于莱特街旁的公寓前，他们有七年的时间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栋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那个家当然不是什么豪宅，但空间宽敞，房东人也不错。集所有人之力，他们每个月要付800美元的房租。帕特里斯在一家快餐店当午餐时段的服务员，而娜塔莎在高中辍学之后也开始赚钱。多琳没有念完高中，不过多年前她在就业中心受过职业培训，每分钟能打72个字。即便十四岁就怀了米奇，帕特里斯还是念到十一年级，差点高中毕业；可最后为了维持家计，还是辍学做全职工作赚钱。娜塔莎十六岁时就拿95美元的时薪，在夸德制图上班，每天轮12个小时，疲惫时会直接趴在印刷机上睡。公司没问过她年龄，她也没主动提。多琳的月收入是1124美元，其中437美元来自州政府的育儿补助，687美元是联邦救济金，能拿到这笔救济金是因为她的腿受过旧伤——八年级复活节那天，她穿着新买的厚底高跟鞋，一不小心摔到了髋骨，骨折后一直无法完全愈合。父亲当时没有立刻送她就医，而是让她在家待了好几天，否则伤口是可能痊愈的。这个老男人非常不喜欢医生，连后来自己膝盖不行的时候，也只是锯下餐桌的桌脚当拐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邻居都认识辛克斯顿一家。他们的小孩在邻居家跑进跑出，而多琳会站在自家门前认识认识街区的其他住户。她和街坊的奶奶们有说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负流浪猫，她也会吼他们两句。到了夏天，小孩子会跟某位邻居买冲天炮，把它们往街上射。多琳时不时会举办派对，邀请所有人参加。

2005年8月的一天，多琳打开电视，看到整个新奥尔良都泡在水里。市区变成一片泥泞，黑人的尸体从那些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民众眼前漂过。她二话不说打电话要好朋友范妮赶快过来。多琳跟范妮都被电视上的新闻惊呆了，“真的是太惨了。”多琳记得她是这么想的。过了几个无眠之夜后，多琳觉得自己不该只是在家担心跟祷告，她觉得自己应该为灾民做点什么，于是把家交给帕特里斯，跟范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运。那年她四十一岁，帕特里斯二十岁。

“行动派”并不是她的风格，待在自家门廊上哼歌才比较像她。“我喜欢窝在自家门前。”她自己也这么说。但一路走来，这样的她也曾选择放手一搏，豁出去跟时代洪流对抗。像1998年1月的某个夜晚，她连夜打包，一声不吭地带着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她想要躲的是cj跟鲁比的生父，一个后来会在密尔沃基北部监狱蹲很久的家伙。

乘了两天的长途巴士之后，多琳跟范妮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市（fayette）。她们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几十个人一起分发毛毯和食物。

跑这一趟，让辛克斯顿家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但他们住那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房东也很替他们着想。“他没有为难我。”多琳回忆道。房东跟她说，有钱再还他就好，于是多琳手头一宽裕，就一百元一百元地还。她努力上班，但意外总是会一件件冒出来，钱感觉怎么都还不完。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

200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三十二街上两名当地少年持枪互射，结果流弹贯穿了辛克斯顿家的前门，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当时十七岁的娜塔莎正在扫玻璃，警察在那会儿要求上门查看。根据辛克斯顿家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警官们严格搜索房屋，想要找到枪支或毒品（帕特里斯怀疑枪手跟某位邻居有关，她把事情赖到当时正在辛克斯顿家的三名男性身上：帕特里斯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还有一个男性同辈亲戚）。但屋里并没有枪支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脏东西：水槽里成堆没洗的碗盘、桶里多到满出来的垃圾、还有在一旁飞舞的苍蝇。辛克斯顿家本来就不太爱干净，恰好前一晚又举办了派对。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那么表面的问题：如果观察入微，你会发现房东随便拿胶合板钉在厕所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凹陷处。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实在太乱了，也可能是因为帕特里斯从凌晨两点起便对警官嚷嚷，又或者是因为警方认定辛克斯顿家跟枪击案脱离不了干系——总而言之，后来的发展是：警察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局（child protective service），儿童保护服务局又打给社区服务部，社区服务部派出房屋检查员，房屋检查员下令房东改善，房东则填了张五日的驱逐通知单要辛克斯顿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缴清。原来枪击案发生时，多琳的欠租只补上了一半。他们从来不觉得这钱得急着还。

房屋法庭的特聘法官一盖好判决驱逐的公章，就意味着辛克斯顿家得赶快找房子了。说到找房，他们只能靠自己——但他们既没有车，也没有网络，所以能找的范围有限。他们向社工求助，有位社工给的就是谢伦娜的联络方式。约好以后，谢伦娜带他们看了莱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顿家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就算对方是个瞎子，我也不会推荐这间房子。”帕特里斯说。但这家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房子都会比露宿街头或收容所强，所以还是住了下来。谢伦娜当场就给了多琳钥匙，外加一张用废纸草草写成的收据，上头记着的是“兹收到租金暨押金共1100美元”。多琳将这收据夹进了《圣经》里。

被驱逐之后的窘况，往往让穷困家庭被迫接受非常糟糕的屋况。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在迫迁之后，长期陷于居住困境的几率会高出一般低收入租房者将近25。 1 多琳说她之所以会在谢伦娜的公寓住下，是因为他们家真的走投无路了。“但我们也不会在这待太久。”被驱逐会让人先搬一次家，紧接着再搬第二次：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虑的房子里，第二次则是自发性地想要逃离。 2 顺利的话，第二次搬家也得等上一些时日。

搬进谢伦娜的公寓没多久，辛克斯顿家又开始找房。这次他们是按照出租传单上的电话打去问，另外就是翻红皮书找公寓出租的广告——红皮书是指旧城区杂货店的免费刊物。只不过刚搬完家让人筋疲力尽，新添的驱逐记录又对租房不利，所以想找地方并不容易。不久后，帕特里斯就搬到了二楼，全家一下子多了点空间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顿家慢慢习惯了这一带，但他们仍旧觉得住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只不过想归想，日子还是要一月一月过下去。这里跟三十二街不一样，多琳并不会很努力地想要认识街坊，也不会去留意社区里的孩子在做什么。帕特里斯被驱逐的时候，辛克斯顿家已经搬来十八街跟莱特街口六个月了，但邻居里多琳只叫得出拉马尔的名字，而且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没再串门了，我以前很爱去别人家的，”多琳对这个新社区有感而发，“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会主动过去打个招呼。但现在我只会在一旁站着看。”冬天一来，多琳一连好几周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宁，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与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里得到维系，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间一股细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自控力与规范，这种内在控制力与规范是民众自发形成并且推行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rican cities）中写道。简·雅各布斯认为这种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的形成有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这里，要有人愿意看顾、守护这里。事实证明她说得没错：只要弱势的社区邻居间能相互信任，对社区的发展愿景产生共识，那这当中就能生成所谓的“集体效能”（llective efficacy），而集体效能越高，弱势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越低。 3

单单一次驱逐，松动的不只是一个街区，因为受影响的不仅是被驱逐家庭所在的那个街区，他们心不甘情不愿搬去的那个街区也会一并受累。在这样的过程中，搬迁会直接“催生”简·雅各布斯口中的“永久性贫民窟”（perpetual s），因为当所在社区的流动率升高，日常生活中的愤恨跟淡漠也会随之爆表。“永久性贫民窟的问题症结在于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梦想着能早点搬。” 4 多琳被驱逐，三十二街损失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一个深爱这里，想要与这里荣辱与共、以一己之力让社区变得安全的居民——莱特街却两手空空，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一位这样的居民。

鲁比、cj跟米奇三个都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来很松垮的白色t恤与黑色牛仔裤——轮流在临街的窗前巴望着午餐餐车到来。每周三次，当地的教会会到社区里发放袋装的午餐。这一天，眼尖的鲁比第一个发现了餐车。“餐车来了！”她忘情地喊了出来，接着就跟其他小孩一起冲到屋外。最后孩子们满载而归，他们帮家里的每个人都领了一袋。孩子们分发起午餐，不过都没有事先偷看袋子里装了什么，因为看过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苹果的会与拿到红苹果的交换，拿到fritos牌薯片的会跟有sunchips牌全谷物薯片的人换，拿到苹果汁的人会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换。

“我给你两瓶果汁。”娜塔莎对鲁比开条件。

“换我一片奥利奥蛋糕吗？”鲁比做确认。但是想过之后她觉得不划算，摇了摇头。

“鲁比你太坏了！”

鲁比的脸上闪过一抹露齿笑容，开始换着左右脚跳。她的利他林药效正在消退，有些晚上在药效消失之后，她跟米奇会在客厅的床垫上玩后空翻。

娜塔莎不开心地噘起了嘴。十九岁的她比鲁比年长六岁，做起事来却没什么大人的样子，反倒更像个小孩。相对于帕特里斯十来岁就当起了小妈妈，娜塔莎对小孩其实很反感。“小孩又乱又脏！”她说，“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生出来会是可爱还是丑。所以，天啊，不用了……自由自在的独立生活比较适合我！”娜塔莎会去拉马尔家跟男生们开派对，夏天则会光着脚在家附近溜达。和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帕特里斯一样，娜塔莎是浅肤色，所谓的“红骨”（redbone），因为只有一半黑人血统，肤色比较淡。有男人开车经过会放慢速度，伸长脖子想把看娜塔莎看个清楚。有时也会有老太太停下车来，拿鞋子给娜塔莎穿，眼神看起来似乎很心疼这个小女孩。这样的情景总能惹得帕特里斯笑出声来。

教会的女士在白色的袋子里塞了祈祷文，祷告完后，辛克斯顿家就会开始吃免费的午餐，并聊起那些难发音的单字，“royal”，“turoise”，任何能让他们忘记屋子里的冲天臭气跟凌乱不堪的事，都是好事。厨房和浴室的状况已经糟糕到多琳考虑要打电话给谢伦娜跟昆汀，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联系这两人。辛克斯顿一家或许不太想承认，但这两名房东真的还挺吓人的。“昆汀脾气不好、非常挑剔。”帕特里斯经常这么抱怨。昆汀每次来，都会批评说屋子里很难闻。带工人来修东西，常常不收拾干净再走，满地都是弄剩的材料，多琳跟帕特里斯都觉得这样很不尊重人。“他是把我们当女佣吗？”帕特里斯说。昆汀会这样，很难讲是不是为了让租户即便碰到房子出问题也不敢打电话给他，但这的确奏效了。 5

有时候多琳打电话给谢伦娜抱怨房子的状况，最后反倒自己成了谢伦娜抱怨的对象。“每次我们打过去说房子哪里有问题，她都会绕一圈把事情怪到我们头上，说东西根本就是我们用坏的，”多琳说，“我听得都烦了……所以后来哪里坏都是我们自己修。”

所谓“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个堵住的是厨房的碗槽。过了几天，鲁比跟帕特里斯就开始把碗搬去浴缸洗。但食物残渣多少会流进下水管道里，因此没多久就轮到浴缸堵住了。浴缸里淤积了水泥色的脏水，于是辛克斯顿一家就开始在厨房用燃气炉烧水，然后拿海绵蘸着水擦澡。紧接着，有人会把剩下的水倒进马桶，然后拿搋子去通马桶，引得一小群蟑螂四处窜逃。拿搋子的人得很用力，一般来说，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钟，才有办法让水顺畅地往下冲。遇到通不了的时候，全家人就得把用过的脏纸巾集中在塑料袋里，跟着垃圾一并丢出去。

多琳终于忍无可忍，为了管道堵塞的事情打电话给谢伦娜，但怎么也联系不上。在留了一周的语音信箱之后，谢伦娜终于回了她电话。谢伦娜说，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罗里达，所以没接到电话。他们刚在那儿置产，买了间度假用的三居室独立产权公寓。至于多琳打来申诉管道堵塞的事情，谢伦娜并没有直接回应，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让帕特里斯母子住在她那儿，已经违反了租约规定。

对帕特里斯来说，谢伦娜的反应似曾相识。在搬进二楼之前，帕特里斯也先看过房子的状况，而她当时觉得那地方“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棉絮般灰色的地毯磨损严重且藏污纳垢，儿童房的天花板塌陷，阳台门脱落，阳台本身都有种往上头扔袋面粉就会垮掉的感觉；而谢伦娜曾答应过要处理。即使房屋违反建筑规定，甚至不符合“最低居住标准”，但只要房东愿意处理，就还是可以出租。 6

既然谢伦娜这么说，帕特里斯也就信了。帕特里斯于是拿了押金加上第一个月的房租，一共1100美元给谢伦娜，但修理房子的进度慢得可以。帕特里斯家浴缸里的水已经排不掉了，但谢伦娜还是没回她电话。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惯例去牙买加度年假。“你在牙买加，而我们连在家洗个澡都没办法。”帕特里斯说。她曾经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帕特里斯也曾发现某面墙上有个大洞，但谢伦娜只是拿了本手册给她，里头讲的是如何不要让她的小孩受到含铅油漆的伤害。甚至于当门的合页脱落的时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瘾的人来修理。”帕特里斯没完没了地抱怨起来，最后她选择摊牌。

“我要找律师告你！”帕特里斯吼出来。

“要告去告，请便，”谢伦娜笑了，“但你有钱跟我这样耗吗？”

“我房租都交了，为什么东西不修好？”

隔了一个月，帕特里斯试了个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没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着谢伦娜对她有所回应？帕特里斯扣下一半的房租没缴，说这个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给。房租花了帕特里斯每个月65的收入，花这么多钱住在这种烂环境，她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帕特里斯的新策略不但无效，还弄巧成拙。谢伦娜告诉帕特里斯如果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绝修理。对帕特里斯来说，这真的是挖了个洞给自己跳。准时交租后，谢伦娜就来阴的，月初一过就不接电话；扣住房租，谢伦娜就来硬的，大言不惭地说不修。“我那么拼命干吗，你房租又没付清。”谢伦娜说。但即便被呛，帕特里斯还是没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欢住在妈妈家的楼上，也觉得这地方修一修其实还不错。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她工作的快餐店s subs削减了她的工时，让她连原本那一点谈判的筹码都没了。在收到谢伦娜拿来的驱逐通知单后，帕特里斯已经没有补房租的钱了。她跟谢伦娜说一收到退税，她就有钱可以还，但一切都晚了。原来谢伦娜的好朋友贝琳达打来电话说她有客户在找房子，而谢伦娜自然不会让到手的鸭子飞了，她保证只要几周，帕特里斯的公寓一定能空出来。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马桶也只勉强能用的状况下忍了两个月，多琳决定自己去找管道师傅。头一次水管不通时，管道师傅的钱是谢伦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这种钱。在三十二街的教训之后，多琳也不想把房屋检查员找来，那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总之，管道师傅最后收了150美元，成功用像胃镜般的蛇形器材疏通了水管。师傅说这儿的管道老旧，建议多琳最好别让任何东西流进水槽。师傅走了以后，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热水并在里头泡了一个小时。

多琳觉得她自掏腰包的150美元要从房租里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谢伦娜说只要她这么做就将她驱逐，多琳也还是扣了。她想说，如果都要被驱逐的话，那这150美元还是留到下次搬家时用好了。 7 在手头很紧的租房者之间，有多琳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因为房租几乎吃掉他们所有的收入，所以很多弱势家庭不得不主动“促成”一次必要的驱逐，这样才能省出钱来搬到别的地方。这一头有房东吃亏，另一头就会有房东赚到。 8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现在便宜很多的新住处，毕竟他们一家八口。在当时，密尔沃基两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数是600美元，其中月租在480美元或以下的占10，月租750美元或以上的也占10。 9 同一座城市里最便宜跟最贵的房子，月租差距不超过270美元。而这意味着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区，甚至愿意牺牲生活品质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不会多多少。以密尔沃基最穷困、至少40的家庭处于贫穷线以下的区域来讲，两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数也才比全城平均水准低50美元。 10 谢伦娜是这么形容的：“两居室公寓就是两居室公寓，搬到东是两居室公寓，搬到西也还是两居室公寓。”

这样的情况，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19世纪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开始在纽约出现的时候，当地最底层的贫民窟租金还要比上城高出30。到了20世纪的1920与1930年代，密尔沃基、费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区，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还是超过白人社区里屋况比较好的住处。甚至到了1960年代，以美国大城市里相同的居住条件来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 11 穷人不是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贫民窟里，穷人（特别是黑人穷人）会聚集在那里，是因为社会对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放任与纵容。

降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避免被欠租并且减少驱逐房客的各种成本，但做底层市场的房东大多不会这么做。因为想要避免欠租跟驱逐的成本，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众多房东来说，比较“经济”的做法不是维护屋况，而是直接赶人。面对万年欠租的房客，想在维修费上抠门是有可能的，而高房租就能“确保”租房者永远处于欠租的状态。

法律能够保护的是有办法正常缴租的租户。法律的设计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与人道，而有能力缴租的人不仅能光明正大找来房屋检查员查看屋况，还有权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房子修缮完毕。 12 但只要一拖欠房租，这些保障就会土崩瓦解。欠租的房客会被剥夺扣住房租或暂时将租金信托给第三方的权利。向房屋检查员申诉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为驱逐的命运可能会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房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只是维护权利的代价他们负担不起。

“我在想，叫检查员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难收拾。”多琳这么跟帕特里斯说。

“是啊，”帕特里斯附和，“把检查员找来的话，她可以叫我们滚。”帕特里斯的意思是多琳违约在先：她让帕特里斯母子这四名“未经许可的住宿者”（unauthorized boarders）搬进来，所以谢伦娜有理由可以驱逐他们。而只要房屋检查员现身，谢伦娜就有可能会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