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影响深远的周秦之变（2/2）

纵向呢？当时社会上当然有等级结构，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然后是士。虽然整齐有序，但是这种结构不像后来的官僚结构那样能“一竿子插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和中世纪欧洲一样，“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个人只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不对上级的上级负责。

读春秋战国史料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不停地徒劳地游说各国的君主，却不去见最高领导？明明他们好几次路过周天子的领地，但就是不去朝见周天子。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周天子无权，诸侯有权，找他办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没权并不妨碍你去尊敬他、朝见他啊，孔子成天喊着要“尊王”，越是没权，你越应该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维新的时候，有的日本学者抓住这一点，说孔子不忠于周朝。

这其实就说明了后世的人对周制的不理解。在周制中，只有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见周天子的义务。孔子和孟子勉强只能算卿大夫一级，他们只需要对诸侯一级负责，轮不到他们对周天子负责。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个权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杀他的国君齐庄公。如果故事发生在秦代以后，崔杼这个手下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国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时代的人们并不这样想。齐庄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说求求你，不要杀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听崔杼的话，“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请和崔杼说，和我说不着；我只忠于崔杼，所以必须杀掉你。秦晖先生分析说，崔杼的部下在国君面前能如此长篇大论、振振有词，说明这个道理是当时大家公认的：我们只对我们的上一级负责，再上一级，我们就不用管了。

四

我相信，大家能从前面几个故事中感觉到，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

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的实力来自自己领地内民众的效忠，而不是凭借上级领导的赏识。他们很在乎是否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制定措施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剥削和压迫必须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级的命令只能到达自己的下一级，而无法穿透一层层的层级结构直接到达社会最底层。与此同时，小共同体社会的信息传递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会了解诸侯国的一些大体情况，但很难掌握具体情况，至于诸侯国下面各个卿大夫领地的情况，他更是完全不了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这种小共同体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家集权，也不利于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统一指挥来办大事。

五

所以周制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船中有一个又一个的隔水舱，虽然同处一条大船，但这些隔水舱彼此是相对独立的。周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接成了一个大共同体。

首先，各国诸侯国不存在了，贵族阶层被整体消灭了，六国贵族活下来的都被迁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最底层，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马上就能调动起来，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汉朝出现了许多“酷吏”。

接下来，秦始皇又对民间的家族制度动手：贵族虽然没有了，但是血缘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间组织形式，人们如果忠于家族，就会妨碍他忠于国家。儒家认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法家的逻辑完全相反，韩非子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我们不要孝子，只要忠臣，因为孝子只重视他爹，不能尽忠国家。

所以秦代和汉代都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就是说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家里有两个成年男人就必须分成两家，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

有人会疑惑，说分家，老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分家吗？说打散血缘纽带，就真的能打散吗？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官方的命令在社会上不一定能真的执行。

但是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秦汉三国时代还真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强有力的权力高压实现了基层社会原子化——秦简汉简中有很多证据。

秦晖先生着重研究了20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他发现在三国时代，长沙一带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极度分散。分散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子如果有40户人家，那么，这40家至少包含20个姓氏。有一个姓氏在这一带共有70户，结果分散在70个村子里，每村只有一户。这显然是政府强迫原来的家族分家，把他们均匀地迁徙的结果，目的是彻底打散家族纽带。秦晖说，这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 [12]

我们知道，三国时代是世家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时期，然而在皇权能控制的直接区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彻底，更何况在秦朝和汉初。

这还不是一个地方的偶然现象。秦晖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汉，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长沙一带）、湖北（江陵一带）、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阳一带）、河西走廊（张掖—敦煌一线）等地的历史资料，他发现，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乡村，没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这说明秦制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气。有人说，不对，我们南方的很多村子只有一个姓。这个基本都是宋代之后宗族复兴的结果。 [13]

所以，在周秦之变后，小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大共同体社会，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发生改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社会价值就从“父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人们要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里不能有其他，只能有君主的新准则，就是所谓的“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后，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叫“舍小家顾大家”，叫“大义灭亲”，叫“忠孝不能两全”。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岳飞的儿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国了。

那么这一切，包括建立一个高效严密的官僚体系，包括把血缘组织打散，有什么目的呢？显然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这样，“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14] 。

所以，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