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楚政权（1/2）

宋朝版本的选举

旧皇帝已经被废黜，接下来是寻找一位新皇帝。如果宋代人到了现代，熟悉了现代的选举制度，就不会为寻找新皇帝感到为难。但在当时，所有的皇帝都是靠自己打江山或者继承的，和平选举一个新皇帝还是新鲜事。

到底该选谁呢？在这之前，大家都是同僚，一起向旧皇帝跪拜，突然有一天，旧皇帝消失了，要从同僚中选出一个人来，从此以后要向他跪拜，大臣们总感觉很别扭。更何况谁也不敢毛遂自荐去当这个皇帝。即便有人想当，也担心无法服众，没有好下场。

不过金人已经催促了好几次，这个任务不完成也不行。

二月十一，群臣们召开会议，大家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连话都不敢说，怕惹祸上身。根据后来的传说，当大家都沉默时，突然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大意是：“既然在场的人都不敢当皇帝，不如选一个不在场的人，应付金人的逼迫。”大家一查，担任过宰执的大臣中，张邦昌不在现场。原来，皇帝出城后，张邦昌正月十五出使金军营地，也被金军留下没有回来，从此，这位前少宰就无法在朝廷替自己推辞了。众人一听都说好，就纷纷选举张邦昌担任新一任皇帝。 [1]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张邦昌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是群臣们敷衍塞责的结果，而是金人有意选他。

在斡离不第一次进攻汴京时，要求一位宰执和一位亲王做人质，康王和张邦昌慷慨赴行，在当时被视为一宗壮举。姚平仲袭击金军营地时，两位人质实际上已经有了生命危险，只是由于张邦昌与金人关系不错，又会解释，才躲过了被杀的命运。

斡离不北归后，张邦昌成了主和派。他担任了河北路割地使，坚决要求皇帝遵守协议，甚至请皇帝下诏敦促交割，结果得罪了大臣们。大臣们上奏将张邦昌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让他脱离了权力中枢。 [2]

但张邦昌的“政治面貌”却引起了金人的好感，他是担任过宰执级的官员中最友好的一位。

与现任宰执何666 、张叔夜、孙傅等人相比，张邦昌都有明显优势。张叔夜、孙傅对于金人的敌意过大，何666 的执行力不行，让金人不放心。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徐秉哲属于执行命令的酷吏，在民间威望太差。彻底投靠金人的范琼只是一条忠顺的狗，变不成狮子。从各方面看，张邦昌都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

二月十一选举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更符合事实。选举当天，已经有消息说，金人对张邦昌最满意，希望城内能把他选为皇帝。官员们开会时知道今天必须选出一位皇帝，否则脱不了身。当人们保持沉默时，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见事情僵住了，连忙偷偷询问出使过金军营地的王时雍，金人到底最喜欢谁。王时雍告诉宋齐愈，元帅们最喜欢张邦昌。宋齐愈立刻将“张邦昌”三字写在纸上，出示给大家。由于有人带头了，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纷纷表示同意，于是张邦昌就被定下了。 [3]

在当天给金人的信中，虽然是以留守孙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孙傅并没有参加会议。皇太子出城时，孙傅要跟太子一起出城，被范琼拦截。当晚他就睡在了城门下，等待金军允许他出城陪太子，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另一位大臣张叔夜也没有签字。所以，送给金人的报告上就少了这两位最重要大臣的签名。

二月十二，金人将孙傅与张叔夜两人带到青城，询问为什么没有签字。张叔夜后到，一见面，金人就告诉他，孙傅由于不肯签字已经被斩首了，如果他不肯签，也会被斩首。但张叔夜表示宁肯死也不签。 [4]

事实上，孙傅并没有死，金人只是想逼迫张叔夜罢了。二月十三，金人将孙傅的家属带走，决定带他们北上，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回过汴京城。 [5]

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大臣，城内的官员首领换成了吏部尚书王时雍和户部尚书梅执礼。其中王时雍由于与金人直接对接，更是主导者。

二月十三的任务是写一份公开的推戴状，不仅要有文武百官的签名，就连百姓代表也要联署。其中百官赴秘书省签字，士庶僧道的代表去朵楼，军民代表赴大晟殿。 [6] 推戴书是军器少监王绍起草的。 [7] 为了防止别人不好意思签名，王时雍首先做了表率，大笔一挥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剩下的人一看，也都服从了安排。

但这一次又有一个人拒绝签名。这个人由于后来名声太坏，甚至人们都不愿意提他反抗金人这件事，而且流传着各种版本，说明他是歪打正着出了名，这个人就是秦桧。

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宋代有一个官僚阶层叫作谏官阶层，他们平常属于最激愤的人群，动不动就要给皇帝提意见。在百官签名推戴新皇帝时，谏官们议论，作为帝国的良心，不能不发声就让事情过去了，他们决定起草一封信给两位元帅，要求立赵氏的后裔为皇帝。信写好后，开始联名。恰好秦桧是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台长，官阶最大，就把他排在了第一个。但秦桧本人却并不情愿，只是因为同僚的胁迫，不得不签。 [8] 这封信于二月十三送到了两位元帅手中，元帅们大怒，之前他们已经下令禁止谈论立赵氏，竟然有人还敢冒犯。二月十四元帅派人将秦桧捉拿归案，从此秦桧也离开了都城。 [9]

当然这个版本只是激愤之辞，从现有的证据看，人们更倾向于，秦桧的确反对了立张邦昌为皇帝，并写了信拥立赵氏，才被金人捉拿归案。 [10]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秦桧的这封信注定了他要和皇帝一起被金军带到北方，这才有了后来他的返乡与担任宰相。可以说，南宋高宗的一系列事件都发端于秦桧这一天的“英勇之举”。

金人在确定了新的皇帝之后，却并没有立刻将张邦昌放回。汴京城又经历了混乱的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里，他们不断地催促着城内将还没有发送的人和物资送出，并希望榨取更多的金银。

如果说，粘罕在没有废黜赵氏之前，对城市还带着一点怜悯，那么现在最后的一丝怜悯已经褪去，变成了撤军之前最后的勒索。

二月十二，金人索要六部人吏出城， [11] 他们不缺官，但是缺更加专业的吏。

二月十三，继续要求将宗族男女与十位学官、三十位明经送出城。 [12] 学官和明经可以提高金人的文化修养，为接管中原做充分的准备。对于三十位明经，金人给了很高的待遇，送上了聘礼，当作老师去尊重，城内官员也送给每人三十万的置装费。三十人都是自愿报名的，最踊跃的是福建人、四川人和浙江人，他们受到了文化阶层普遍的嘲笑，却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家乡距离都城遥远，本身就没有被那么强烈的忠君伦理束缚。这三十人直到二月二十 [13] 才出城完毕。

金人对这三十人的要求是，不要你们作大义和策略，而是要作乡土方略利害，要实用性的东西。三十人于是纷纷将山川险隘、古人攻占的地理因素等写出来，交给了金人，它们成了日后金军进攻宋朝全境的依据。 [14]

二月十四，司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盐吏、裁缝、染工、木匠、银匠、铁匠、阴阳、技艺、傀儡、影戏、小唱等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出城。这些人一共运送二十天才结束， [15] 每一天都有号哭的人们与无动于衷的官吏。

二月十六，后宫才人出城。 [16]

二月十七，何666 、高俅的家属，以及跟随皇帝在城外的随官的家属出城； [17] 记载宗室情况的宗正玉牒、内库藏银出城。 [18] 这些天一共运送了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和驸马四十九人。 [19]

二月十八，由于绢有多余的，金人让再送四百余万匹绢出城。景阳宫的钟，以及遗漏的宫嫔、皇族出城。 [20] 这一天金人又索要牛车千辆。 [21]

二月十九，金军希望弄一批通佛经的和尚过去，有了上次明经的经验，和尚们踊跃报名。有数十人报名，金军最后留下了二十人。 [22] 他们要和尚，是因为他们认为寨中鬼魅太多，想请和尚作法。 [23]

二月二十，金人亲自进入内廷，搜去了大量的珍宝器皿。五代以来历朝皇帝从江、浙、蜀等地收集的奇珍异宝，以及宋徽宗二十多年积累的各种文物珠玉，到此时终于被席卷一空。二月十八要的牛车也派上了用场，一路络绎不绝，国人感慨万分，不敢正视。 [24] 也从这一天开始，新一轮的搜刮金银又起步了，原因在于，金人从出城人员的行李中发现了太多的金银，认为城内官员没有尽到责任。

二月二十一，为了测试城内还有没有金银，在城内设置了几个卖米的场所，一两金购买米一石四斗，一两银购买米一斗。由于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们纷纷拿出金银来买米，于是又收上来许多金银。这件事更让金人感到恼火，增加了对城内的压力。他们丧失了风度，径直进入后宫，看到有人胳膊上带着金银钏，一把撸下就走。 [25]

二月二十二，为了防止还有隐匿赵氏宗亲，以二月二十五为期限要求将他们都交出。 [26] 金人由于掌握了宗室谱牒，几乎没有遗漏下任何一个近亲宗室。如果不是康王提前离开，可能宋徽宗的所有儿子女儿就被一网打尽了。

二月二十三，开封府再送上金七万五千八百余两、银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余两、表缎四万八千四百匹。 [27]

二月二十四，金军点名要两位太学生，名叫黄丰和杨愿，可能是前面出城的三十位明经向金人透露，这两人是太学生中最为出众的。但黄、杨并不想出城，辞以疾病，金人竟然同意他们留下了。 [28] 他们属于少数金人想要但没有要走的人。

二月二十五，由于金银不足，终于出人命了。为了搜刮金银，皇帝曾经在城的四周设立了四个官员，分别负责一面城墙（及其附近住户）的金银收集工作，他们分别是东壁提举户部尚书梅执礼、南壁提举开封府尹程振、西壁提举礼部侍郎安扶、北壁提举工部侍郎陈知质。此外，还有四名辅助官员，分别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和王候。他们挨家挨户进去发掘了一遍，仍然无法凑足。八人中，以梅执礼的威望最高，他建议，既然无论如何无法凑足金银，不如给城内百姓留一点希望，直接告诉金人，任务已经完不成了，作为官员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当他们的信到达了金军营地，不巧，恰好金人发现人质中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加上从二月二十一开始，通过出卖粮食又得到了一部分金银，这证明八位官员的说法是错误的，汴京城内还有大量的金银。 [29]

这一天傍晚，八人被带到了元帅面前。一元帅询问为什么金银不足，四位主官均表示的确找不到了。

元帅大怒，问谁是负责人。其余的人战战兢兢，只有梅执礼表示，四人都是负责人。

元帅命令将四位副手各鞭背五十下放回。胡唐老被打死，其余三人号泣着回到城内。梅执礼等人为副手求情未果。

副手走后，元帅让四位主要负责人骑马离开。他们回到南薰门附近时，突然被人叫住，原来元帅的命令到了。他们下马后，被要求跪在地上，依次被杀，头被砍下，让家人用金银赎回，身体扔在了城门口，直到一天后才有人敢收尸。 [30]

关于四人之死，金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在元帅们煞费苦心地从汴京城敲诈金银时，北方的宋军已经逐渐集结在了康王的名义之下。当时北方城池的占领情况如下：宗泽占据了澶州，闾邱升在濮州驻扎，黄潜善在曹州，赵野、范讷在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向子野屯巨野，何志同屯许州。这些将领曾经商议要一同来汴京与金人决一死战，却由于心不齐，加之担心金军从城墙上进入城市，造成破坏，只能在远处观望。

康王的军队虽然不足以进攻，却让金军感到害怕，担心回去时受到攻击。他们听说汴京城内的四壁提举官已经成了康王的内应，提举官表面上帮助金军筹集黄金，实际上却收留残卒，准备乘康王打过来时做内应。金人杀掉四位官员，就是防止他们帮助康王。 [31]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已经无法考证，但至少金军是相信这样的说法的。这也表明金军的占领已经接近尾声了。

二月二十六，开封府推出新规矩，按照官员职级分成九等，每等各摊派一定的金银数目，平民分成三等，也各有数目。 [32] 比如，最高一级，两府、尚书的摊派是金二十两、银五百两、表缎三十匹。 [33]

二月二十九，金人派人到普净寺，这里藏了朱勔家的许多书画，并到油衣库取走什物，再将太医局的玳瑁和药材拿走。 [34]

除了不断地搜刮之外，金人的纪律已经乱了套。金军不再满足于在城墙上搜刮，他们下到城内抢夺、搜查，也因此制造了不少事故和火灾。比如，二月二十三，封丘门、陈桥门被金人焚毁。二月二十八，保康门被焚毁，火势一直蔓延到延宁宫。三月初八，烧毁了天汉桥，并波及周围民屋百余家。 [35]

随着搜刮进入尾声阶段，政权交接的大戏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以九族换取一城生灵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一，这一天是大喜的日子，在金军营地里的张邦昌终于要回城了。

在送张邦昌回城的过程中，金军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张邦昌不会被杀死。他们早早地向城内放了风：交割的时候是个活的张相公，如果交割之后他死了，不管你们找什么借口，都是你们杀了他。金人没有明说后果，但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屠城。

城内的官员们最犯愁的，是应该按照什么礼节迎接这个“未来的皇帝”。最后决定，既然他还没有登基，还是按照宰相的规格来接待。御史台查了一下旧例，发现宰相入城，百官也应该到门口迎接，他们通知所有官吏必须于这一天的下午未时（一点），准时到南薰门迎接太宰张邦昌。

时辰到，公相们聚集在城门口达数千人，观看的百姓又有数万人。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范琼、汪长源等统制官领兵分列左右，从州桥到城门下如同两道铁墙一般。直到申刻（三点），张邦昌才赶到，文武百官站在城门内迎接，金人铁骑将他送到城门口，不入城，把他交割给范琼后，拨马就回。

当晚，张邦昌并没有进入皇宫，而是住在了尚书省内。不过由于他不是一般的宰相，照顾他的从员很多，有郎官十员值夜班，后来又增加了十员掌管各种事务，还有使臣十五员负责传递各种消息。 [36]

在尚书省安顿下之后，百官们按照金人的意思请求张邦昌当皇帝。

不想张邦昌回来后，立刻宣称病了，连饭都不吃。众人把他逼急了，他就反问说：“你们都怕死，就趁我不在把这个名头送给我，这不是来害我吗？我要答应了，不是大祸临头吗？” [37]

人们原本以为，张邦昌在金军营地时早就答应了当皇帝，现在才发现，张邦昌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在金军营地时，最初他对于百官推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后来，元帅们把百官的推戴信给他看，他大惊失色，表示这可不行，如果逼迫他，只有自杀一条路。

金人只好换了一个办法，表示准备立赵氏太子为皇帝，由张邦昌当宰相，监督盟约的执行。张邦昌这才答应了进城。 [38] 金人的意思是，只要骗张邦昌进了城，就可以利用宋人来劝说他。

三月初二，金军再次来信催促，表示给城内三天时间立张邦昌，否则立刻屠城。整个城市都慌了神，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一个病号的手中。三月初三，为了争取时间，百官们只好说张邦昌已经答应了，三月初七这一天就可以登基。

可另一面，张邦昌还是不吃东西，硬撑了四天。人们逼急了，他就拔出佩刀来要自杀，吓得人们赶快将他拦住，哭着说：“相公你怎么在城外不死，偏跑到城里来死？你这不是害了一城的生灵吗？”

又有人劝说：“相公你先权且当一下皇帝，等金人走了，你到底要做伊尹（将皇位还给赵氏），还是做王莽（将皇位据为己有），这都全在你自己。”

事出无奈，张邦昌只好答应下来，表示自己是以九族性命换取一城人的性命。 [39]

当大部分人都谄媚地等待着张邦昌担任皇帝时，也并非没有反对者。在所有反对者中，最有能力的是以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吴革曾向孙傅提议不要将太子送给金人，而是换一个孩子，在送出城的过程中将孩子摔死冒充太子的尸体，再把真太子偷偷藏起来或送走。但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这一次，吴革等人密谋于三月初八这一天发动政变。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范琼等亲金将领，由于范琼掌握军队，也是最配合金军的人，要想政变成功，必须首先将范琼等人杀死。杀死城内的亲金将领后，就可以争取城内所有军队和百姓的支持。然后，再命令军队从所有城门出城，列成两个主要战阵，与刘家寺和青城的金军两营对垒，劫掠金军营地，将二帝迎回。他们还制作了蜡丸送出城外，期待与城外的勤王部队里应外合。 [40]

参与谋划的还有吕好问、马伸、张所、吴伦等人。一位叫作左时的人写了三封檄书，第一封指责金人侵略，第二封指责百官贪生怕死，第三封指责人民不反抗。从这三封书信中，也可以看出策划政变的是一个激进团体。

吴革等人之所以制定这个方案，是因为这时恰好有消息，四方勤王的人马快赶到了。金军的大部队都派到四方打仗去了，留在寨内的只有不满万人。这就给了城内可乘之机。

但即便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方案可行性也很小，要想从戒备森严的金军营地中将二帝救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也可以看作北宋武将阶层做出的一次绝望挣扎。

但接着，意外就出现了。在吴革等人做准备时，有人探得消息：有五十辆车从青城出发向东走了。吴革立刻想到这是金人把皇帝转移了，恸哭不已。如果皇帝离开了，那么一切策划都失灵了。

但实际上，吴革的猜测是错误的，皇帝一直在青城待着。可这个错误消息的确影响了吴革的准备工作。 [41]

到了三月初六凌晨，有内官听说张邦昌三月初七就要登基，已经坐不住了，他们杀掉了妻子及其他家人，烧毁了居所，聚集了数百人，一起找到吴革，表示当天就要起兵。这时密谋已经公开化了。不过，吴革还是冷静地询问：“如果提前举兵，城外的援军得不到通知，不是坏事了？”

来人告诉吴革，就算没有城外的援助，城内大约有五千士兵和数十万百姓可以参与。吴革考虑到事情已经暴露，不得不发，只好披甲上马，向北面的咸丰门杀去。到了金水河，已经是黎明时分，周围都是范琼的人。

范琼并没有强行攻打吴革，而是叫人假装吴革的同党，把他骗下马，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其不意将他斩首。吴革死前颜色不变，破口大骂。他死后，与他起事的数百人都被杀戮在金水河畔。 [42]

伴随着范琼镇压了起事，三月初七，册封大戏正式登场。

这天一早，大风，有日晕，百官、僧道都来到了尚书省，等待张邦昌出来。张邦昌从尚书省门口痛哭着上马，到了西府门，假装头昏要摔倒了，立在马上待了一会儿，回过神来，继续痛哭。到了午时，有人将他引到了宣德门的西门阙下马，进入幕后，在那儿他继续哭泣，但没有耽误换皇帝的衣服。

金人派遣了五十多个使者，带着数百随从骑马赶到。正使是特进尚书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韩资政，副使是荣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提点大理寺、护军、谯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曹说。礼直官是东、西上 门使韩企先。持册命前来的人是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知御史中丞、上护军、彭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恩。宣读册命的是枢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卫尉寺卿、上轻车都尉、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张愿恭。持皇帝印玺的是中大夫、行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王企中。将印玺供奉给皇帝的是枢密院户房主事、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轻车都尉、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李忠翊。

从这复杂的官名可以看出金人对于宫廷礼仪学习的迅速。金人赐给张邦昌的礼物如下：玉册（册匣、册床、行马一对）、金印大楚皇帝之宝（宝匣、宝床、行马一对）、红罗窄袄子、平面玉御带（纯金龙口束子、锦箱全）、银褐中单、乌纱幞头（衣匣、衣床、行马全）。 [43]

使者们穿着红衣，拿着册封文件。张邦昌从幕后出来，在御街上朝着北面拜谢，舞蹈。在隋唐两宋时期，官员拜见皇帝除了跪拜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叫作舞蹈，可能是官员向皇帝做一些代表尊敬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了“舞蹈”这个名字。

张邦昌向北舞蹈，表明他认可金国的正统身份，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也只是金国的附庸。

接着他跪下接受册宝。金人册封他为大楚国皇帝，接受北宋的半壁江山。首都也不再是汴京，而是迁到了金人暂时不感兴趣的长江流域，以金陵（现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城。

张邦昌拜谢之后，金人作揖别过。到这时演的是“册命”一出戏。

金人退走后，由原来宋朝的文武百官接着演“朝贺”一出戏。百官从宣德门进入，穿着赭红色的袍子，张着红盖。张邦昌也步行从宣德门，经过大庆殿，到文德殿。在殿门口，有人给他送上皇帝专用的辇子，但他拒绝了，继续步行入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