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环外的最后日子（1/2）

进入2017年11月的第一天，北京初冬的斜阳铺在苇沟大桥附近的菜地里，翟龙萍和母亲蹲踞地头，采摘最后两畦青菜。

菜畦点缀着一些落叶，青黄相间，像一块铺在温榆河畔树林中的地毯。十二年来，它安放了一家人的生存，眼下犹存绿意，却在这一季的秋风中走到了尽头。

这是翟龙萍在北京的最后日子。一周以前，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到山东老家莒县大翟家沟，三姐妹告别了就读的青红蓝打工子弟学校，暂时辍学。父亲赶回老家是因为奶奶重病，母亲和翟龙萍之所以留在北京，是为了和迁离的期限赛跑，抢救菜地上最后的一点收成，清偿赊欠老板的地价和学校的学费。

菜地边是一家人栖身的棚屋，它和附着在路旁的其他种菜人户的棚屋一样矮小斑驳，眼下和菜地一样朝不保夕。屋顶下空空荡荡，所有的家什和被褥都和邻居一样堆放在地头，苫着一张塑料布，以防身穿黑色特勤制服的执法队深夜前来，按照多次警告过的，不由分说扒除房子。

因为长年放学后下地干活，翟龙萍摘菜的动作和母亲一样熟练，手持制图小刀割去青菜根部相形粗劣的两片叶子，偶尔顺手拈出菜心中的青虫。摘好的菜按大小两类分别装入涂料桶，再装入大筐，晚上过水清洗，隔一两天去十几里外的刘各庄市场发卖。

北京顺义温榆河畔，翟龙萍和母亲在回乡前夕赶摘最后一季蔬菜。

苇沟地近首都机场，空中每隔两分钟掠过飞机庞大的身影，轰鸣声就在头顶，却又无比遥远。母女坐着马扎，一点一点向前挪动，看起来注定难以抢救菜地大部分的收成。手指发冷，去年的冻疮开始隐隐作痒，寒潮就要南下，这大约是最后两天的晴朗日子。

翟龙萍的心情有些矛盾，不知道是想回到同样朝不保夕的学校，再上几天课，还是索性早些回山东老家。老家只是出生之初待过两年，逢年过节回去过几次，没有现成的课堂，甚至户口都不在当地，相比之下生长于斯的苇沟菜地更为熟悉，眼下却不容逗留。

妈妈的心里感觉更沉。前几天送丈夫和两个闺女走，三妹翟星萍说舍不得这里，妈妈说你作文好，回去写一篇《北京，我的第二故乡》，三妹在车上哭了，妈妈的眼睛也湿了。

“怎么就不让人待了。”手上摘着菜，妈妈心头发沉，像菜地打了沉沉的露水。十四年前夫妻来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从此在五环外辗转，一直靠着种菜的手艺生活，最后落脚在这处温榆河畔偏远的菜地，打算在棚屋里把三姐妹养大，一直觉得北京“挺好的”，“像自己的家一样”。眼下却知道，自己是要被立刻赶走的外人。

眼泪打湿了手背，心里比割菜的手指更冷。老家前途茫茫，眼下的菜地和课堂，却注定要在一阵寒流中飘逝。

“地下”课堂

青红蓝学校隐身在混杂拥挤的管头村深处，两扇生锈紧闭的铁门背后，没有标识和百度定位，外边的人很难找到这里。

一座逼仄封闭的大杂院，露着不合时宜的彩钢屋顶，破旧的平房墙皮几近剥落，露出前身一座幼儿园的残存彩绘，这就是课堂栖身之处。几乎难以相信，这里能够容下一所九年制学校。

以前的校址要宽敞得多，在半壁店村的大道旁，有敞亮的大门和整齐的校舍，宽阔的操场旁种着高高的行道树，半年前被勒令停用，眼下仍旧闲置，铁栅门上端还保留着“北京青红蓝学校”的标识。

翟龙萍换过好几个学校，从东辛店的百年学校，到天竺学校、金盏学校、育星园学校，都是打工子弟学校，上着上着就关了。五年级那年，爸爸卖菜时看到了青红蓝的招生广告，从此定下来。青红蓝学校比较大，有一些公益组织参与，每年资助翟龙萍五百元学费，三姐妹身上的衣服也有志愿者捐助的。

这学期开始，学校流落到眼下的大杂院内，情形变得异样。没有了操场，上不成体育课，学生只能在过道和以前小朋友的游戏场内活动。连厕所也只是路边的简易棚子，只有男女各两个蹲位，下了课打开一会儿铁门，轮流去解决。没有冲水，放着两只大桶，校长课间站在校门口，不断大声提醒学生舀水冲厕。课堂空间小，回声大，很多时候老师讲的听不清。人心惶惶，座位上的同学越来越少，不断有人离开，以前的五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老师也走了大半，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打工的老教师，住在背光狭窄的宿舍里，铺设简陋凌乱，似乎随时准备搬家迁徙。学校最近又接到了迁址通知，被校长“撕巴”下去，铁门不敢径直打开，防止被人举报扰民。

北京顺义管头村，学生在被迫栖身的学校铁门外。

和大多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一样，“青红蓝”从来没有摆脱过缺乏合法身份的窘境，类似“地下课堂”。眼下，它更像是菜地上空一片随时可能飘零的枯叶。

这学期报名的时候，三姐妹的爸爸就说先上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离开。翟龙萍把消息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妹妹翟星萍也告诉了同桌，因此前几天姐妹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同学们并不吃惊。倒是校长有点生气，觉得家长没打招呼，欠的学费担心就此作罢。学校的处境朝不保夕，她也去留彷徨。“最近一段，区教委找我谈了三次。”

在学生们看来，他们处身的课堂，最多能够坚持到放寒假，自己和父母也不知道在北京逗留多久。课堂比以往显得闹腾，同学们照旧听课、诵读和嬉笑，不知忧愁，却有些走神，似乎一种无形的东西已经不在这里。

上学的费用并不算轻。上初中的翟龙萍和三妹需要一学期2800元学费加书费，上六年级的四妹则需要1800元。以前的学校也一直都是“高价”。加上在家乡上技校的大姐，消耗掉了家里多年种菜的大部分收入。

收费并不足以让“青红蓝”光景宽绰。随着学生降到不到一百人，加上迁址的折腾，以前有所盈余的学校开始捉襟见肘。仅仅一年13万的房租，加上老师每月3万多元的工资，已经不堪重负。学校照的是工业电，150元一度，只好免除了晚自习，也防止学生下课晚不便回家。

学校没有食堂，中午学生纷纷走出铁门，到村里买煎饼果子包子吃，没有正式的饭菜。在以前的校园，因为毗邻马路出校不安全，翟龙萍姐妹解决的办法是泡方便面，费用同样是每人五块钱。

村子里不通公交车，学生们放学后需要走两里路到公交站，再搭公交车回家。翟龙萍三姐妹离得远，以前是坐校车，每人一学期四百块钱，现在路程变远，涨到一个月两百块，只好放弃，改骑自行车。以前种菜人家上学的孩子很多，能够坐满一校车，眼下只剩下一个邻家男孩了。

家里买不起那么多的自行车，爸爸想到了点子，把野外被人破坏抛弃的共享单车修好，作为三姐妹的坐骑。但由于自行上锁，仍旧引起了他人反感，前一段时间姐妹三人的车锁被人灌入泥土，当天不得不步行回家，走了一个半钟头。爸爸只好找老乡借了一辆旧车，又找到两辆废弃的普通自行车，修理好了给三人骑行。

三姐妹的学习都不错，四妹翟星玉的英语最好，是课代表。前两天辍学在家，妈妈摘菜累了休息，让四妹拿出英语书朗读了一段。妈妈上过初中，中考成绩不错，因为家庭重男轻女没上成高中，虽然辅导不了女儿们了，还能依稀听懂一点，“觉得她念得很流利”。

在地里摘菜时，翟龙萍接到了同学的电话，她对着听筒说：“我在拔菜，没法上学。”回到老家的两个妹妹，也在电话里告诉妈妈，她们想上学了。

棘手的是，和同类打工子弟学校一样，“青红蓝”没有能力为就读的姐妹提供学籍，她们需要在老家设法补办学籍重新入学，而全家人的户口却又在当年的迁徙中落到了辽宁海城。未来的课堂落在哪里，一时茫然。相比之下，户口在老家、考上了技校的大姐显得幸运，上技校也成了翟龙萍的梦想，“我想学烘焙专业，做面包师”。但还有大半年读完初中的她，不知将来能否有踏进考场的资格。

11月11日这天，正值网友疯狂消费的节日，翟龙萍回了一趟学校，用几天来摘卖的菜钱，补交拖欠的学费。教英语课的老师问她：“你妹妹怎么这几天不来了？她还是课代表。”翟龙萍没说话。她不敢告诉老师，妹妹在老家没学可上。

走出学校生锈的铁门，骑上自行车之前，翟龙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铁门关闭着，旁边刷成绿色的外墙上，有个学生用细小的笔触划下了失去的校名：青红蓝。

落脚之地

相比其他种菜人家的棚屋，翟龙萍家含有某种不显眼的精致：窗户是正经铝合金的，“要让几个闺女多享受点阳光”。屋顶比别家多铺了两道隔热层，都是爸爸妈妈亲手造起来的。

别人家的棚屋没安窗户，白天屋里也要开灯。屋顶也会漏雨，要拿盆子接。翟龙萍姐妹从没淋过雨水、睡过湿铺。父母和姐妹三人各一间，中间带有一个做厨房的过道，像是正常住家的格局。

这些出自爸爸的手艺。爸爸干过建筑，修过地铁，手巧，勤快，铝合金窗户是朋友介绍他在一个拆迁的建材市场捡来的，屋顶覆盖的广告布也是拾来的。三姐妹住的房门，也是爸爸捡来的，门上有个小窗，爸爸特意做了细致的窗格嵌上，让三姐妹有个自己的空间。

冬天屋子里也暖和。爸爸用土灶、烟突和一口倒扣的铁锅，自制了散热的暖气。灶口在过道，添柴生火后，铁锅会烧红起来，上面可以放盆子烧水，散发的热量让一间屋里都热起来。三姐妹住着一个大土炕，父母还会给女儿们煨炕，自己的房间和床铺却是冷的。

灶口烧火的事妈妈不让女儿们参与，因为棚屋盖起来第二年出过一次火灾。当时三姐妹睡的还是床，家里的小狗下仔养在床底下，邻家伙伴来玩，想看狗仔。翟龙萍点了蜡烛，几个人钻到床底下去，看完小狗钻出来，蜡烛忘记在床下，几个人跑出去玩了。当时地上铺了一块孩子大伯在朝阳体育馆搞装修弄回来的地毯，大约蜡烛倒了点着了毯子。爸爸妈妈在地里种菜，偶然回头一看，自家屋顶突突冒黑烟。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下子反应过来，心就缩起来了，赶忙跑回门口一看，屋是扣上的。爸爸让看孩子，一望在菜地小路上玩儿，心才落下来一半，忙着抢东西，救房子。

爸爸冲进屋抢出来全家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别的顾不上了。刚好家门口放着洗菜用的两浴缸带几桶水，两人迎着火头浇。好歹灭了火，没有连累毗连的邻居房子，但家里的被褥、衣服、电视、风扇都烧坏了，半边屋顶熏得漆黑，家里的猫从屋顶缝隙爬出来，爪子都烧黑了，一窝小狗烧死了。爸爸又要置办东西，又修房子，几天没去卖菜，脚心还忙中扎进一根木刺，烂了好久。

过了很久，翟龙萍才敢承认是自己点的蜡烛，但爸妈也没有打她。

很长的年代里，这是一家人在世上唯一的房子。落脚到菜地之前，从父母到三姐妹经历了漫长的流离迁徙。妈妈因家贫辍学，未成年就跟随哥哥出门打工，在辽宁海城种菜，和同为菜农的爸爸结婚时已经三十一岁了。结婚之后，为了孩子能获得准生证，两人在计生相对宽松的海城上了户口，以后三姐妹也都落户在海城。2003年“非典”过去，两人来到北京，落脚在东辛店菜地的一处棚屋里，以后又迁到苇沟。两人在老家一直没有起房子，直到去年，才翻盖了老宅，眼下还是毛坯房，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家，只能先住在大姨家里。

除了上学和在地里摘菜除草，三姐妹很少涉足别处，连近在咫尺的温榆河也没去过，妈妈担心出事，“不让她们离开视线”。至于五环内北京的繁华，像天空掠过机翼的银色，似近实远，只有难得的时机，会显得可以接近触摸。多少年前就说去天安门，直到今年夏天大姐来玩，爸爸觉得在北京的日子不久了，终于带着妈妈和四姐妹上了天安门。

路程远，没赶上升国旗有些遗憾，又忘带身份证，不能进故宫，好歹逛了旁边的中山公园。那次坐了地铁，爸爸显得很熟，因为冬天不种菜的两个月，他出去打零工，经常在地铁工地上干。另外去过的地方，是离苇沟不远的蟹岛儿童游乐园，那里大都是周围城中村打工人家的孩子去玩，算是碰过了城市孩子的游乐设施。

翟龙萍走的地方比两个妹妹多些，周末她会跟着爸爸去卖菜。以前爸爸在一个路边早市卖菜，今年初早市关闭，花六千块租下的摊位只摆了两个月，老板失踪租金讨不回来，爸爸只好去更远的刘各庄菜市场批菜，下午骑三轮打游击，去东辛店路口机场高速的桥下卖菜，也去金盏乡和望京桥底，赶下班高峰期的两个小时。买菜的人集中，没法分心，翟龙萍帮爸爸看着城管，“一看见过来就喊，爸爸骑上车就跑，走了又回来”。

以往妈妈没有去卖过菜，除了偶尔去附近的苇沟买东西，她总是待在菜地，没有经历过与城管捉迷藏的情形。“在北京，感觉就像自己的家一样。”母亲说。四女儿的名字从前叫翟北平，因为是在菜地出生。

她喜欢温榆河畔的这块地方，空气好，风景也不错，遍地白杨林，入秋金黄，脚下铺着青翠的菜地，都是自己双手培育出来。“这辈子别的不会干，就这特长，会种菜。”撒种、散苗、灌水、除虫、施肥、薅草，各样的轻重都得心应手，年复一年，看着点下去的菜籽发芽，青绿的菜叶在自己手下萌生，成长，成为绿茵茵的一大片，一年四季都不缺颜色。三个身边的孩子也一点点长大，就像是可以一辈子安顿在这块地里，把人生的事都完成了。

十二年时光很长，到了被催促离开的时分，却发现还不够。不够真的在这里扎下根来，培育三个女儿长大；不够挽回地上剩余的青色，拾掇心中忽然而至的荒凉。像是第一天到达永定门外，坐车穿过过于广阔的北京城区，感觉这里全然不属于自己的惶然。

老家没有地，回去干什么没有想好。孩子舅舅干过装修的瓦工，他说或许明年又会回来。但妈妈想不出除了种菜，自己能做什么。

最后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