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太宗拳毛騧 ——唐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2/2）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yeg&228;n和silig都是官号，b&228;g是官称，k&228;di大概不是马名中的一部分，只是描述其披甲状况。
4 bay&239;r aq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5行，bay&239;r是名号（部族名，通常译作“拔野古”），aq是白色。同一匹马的名字又出现在东面第36行。
5 ba&353;γu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7行，ba&353;γu没有确解，有研究者理解为白头或头上有白毛，boz是灰色，因此ba&353;γu boz就是一匹头上有白毛的灰马。
6 alp &353;al&269;i aq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40行，alp是常见官号（通常译作“合”），&353;al&269;i可能是一个官称，aq是白色。这匹有着alp &353;al&269;i名号的白马在阙特勤碑文里共出现了四次，除了东面第40行，还见于北面第2、第3和第4行。
7 azan aq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an没有确解，一般理解为微黄色，加上aq（白色）就是黄白马，近似汉语中的“骠”。同名又见于第6行。
8 az yaγ&239;z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是一个专名（部族名或名号，有学者翻译为“阿热”），yaγ&239;z是褐色。同名又见于第8行。
9 &246;gsuz aq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9行，&246;gsuz 的意思是没有母亲，在这里与aq（白色）一起构成马名。
以上九匹马的马名，共同的特点是毛色词后置，毛色词之前则是某种名号词，这些名号词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部族名（如bay&239;r和az），二是由官号加官称构成的一组类似政治人物所获得的那种名号（如tad&239;q &269;or，i&353;bara ya，alp &353;al&269;i），三是某种发挥临时性专名功能的描述性词汇（如&246;gsuz）。
对于其中官号加官称所构成的政治名号，过去的研究者，似乎多半倾向于认为是人的名字，也就是说，tad&239;q &269;or、i&353;bara ya以及alp &353;al&269;i，分别是四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阙特勤骑的是他们的马（大概是战利品）。但这种理解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阙特勤的爱马却总是带着敌人的名字，而这本不是该马过去的名字。我认为，这些名号是阙特勤用来称呼他的爱马的。给爱马加上拟人化的名号，在阿尔泰世界里并不奇怪。正是因为这样，唐太宗六骏中的什伐赤过去并不隶属于一个叫什伐的人，特勤骠过去并不隶属于某一位突厥特勤。除了这类有官号官称的马名之外，&246;gsuz aq和ba&353;γu boz两名，与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非常接近。另外，azan aq与青骓也很像。这样我们就看到，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确有高度的相似。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显而易见的是，忽雷驳之名与什伐赤、特勤骠完全同构。忽雷，既可能源于北语（突厥语），也可能源于华南土著语言。如果是来自北方，那很可能是突厥常见名号kuli/ kug。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当然，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或间接从突厥而来。忽雷这个名号似乎在唐宋时期相当流行。《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一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忽雷之号不仅用在琵琶身上，还用作鳄鱼之名。《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洽问记》说“鳄鱼别号忽雷……一名骨雷”（其实，骨雷不过是忽雷的另一种汉语音写形式而已）。忽雷还用作勇士的名字，《太平广记》卷二五二“顾敻”条引《北梦琐言》记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的拳勇之士，有个樊忽雷。卷三九三“欧阳忽雷”条又引《广异记》说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在雷州勇斗巨蛇，获得“忽雷”之号，人称欧阳忽雷。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那么秦琼这匹忽雷驳，有可能是在中原得名的。
前面说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有高度的相似，但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相似，并不意味着唐初以某种官职类名号给马取名这种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自身的传统，而是从突厥学来的。《太平御览》卷八九五兽部七马三引《续安帝纪》记司马休之避难于南燕时，得所乘骓马警示而免于为慕容超所害，“乘以南奔，殆而获免，后还荆州，加骓马扬武之号”，就是用扬武将军这个将军号来给坐骑取名字。《北史》卷八《齐本纪下》记北齐后主高纬时“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斗鸡亦号开府”。《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则说北齐后主时“犬为开府仪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号”。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南朝。《南齐书》卷一《高帝纪》记宋齐鼎革之际，萧道成在苍梧王被杀之后，“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不仅萧道成以龙骧将军称其坐骑，而且社会上所接受的马名“龙骧赤”，也是把表毛色的词语放在末尾，与什伐赤、特勤骠和忽雷驳完全同构。也就是说，毛色词后置的三音节马名，南北朝时期已有个别用例，至少为隋唐时期骏马制名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不仅是马名，武器的名字也有类似的用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还记单雄信以一丈七尺长的枣木制作大枪，“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寒骨白这个枪名，同样是颜色词后置，而且同样是三音节。也许，这只是中古汉语自身发展趋向的一个反映而已，虽然颜色词后置这个趋向到盛唐就已渐趋式微。
然而，唐与突厥骏马制名的相似又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除了相似，是不是还相关。除了什伐赤、特勤骠，勉强还可以算上秦琼的忽雷驳，从名字上看可能直接或间接来自突厥之外，其他的马，应该都是在中原（再次）取名的，即使这些骏马来自内亚草原或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近年一些研究者试图替飒露紫、白蹄乌这样的汉语词组，寻找到突厥语或粟特语的语源，在我看来是一种过度诠释，超越了语文学的基本约束，更何况完全缺乏突厥学的支撑。如果说外来文化对唐朝骏马制名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那也绝不是表层的影响。唐朝骏马制名至少在语词层面，还是主要继承汉晋的文学传统。飒露紫之飒露，以秋露飒飒形容骏马的冷峭逸群，如《九歌》所谓“有风飒然而至”。白蹄乌，则是指四足白色的黑马，语义清晰明确，怎么可以另外寻找（并不存在的）突厥语源呢？
隋唐之际中原骏马的制名传统是否受到了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两者间形式上的相似，是因为背后还存在着文化上的相关。如果答案是不肯定甚至是否定的，那么两者间的相似只是一个巧合，是平行发展的表面现象。可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可以支撑相关性的证据，没有结论，只有开放的疑问。也就是说，就唐初骏马制名制度的这个变化是否受到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我们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但可以把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思考。十六国北朝至盛唐，是一个内部关系很紧密的历史时段，汉晋文化传统经过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变化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内亚特别是阿尔泰文化因素的加入。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做细致的研究，以观察内亚因素如何渗入华夏传统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在骏马制名这个问题上，应当考虑汉语及汉语社会的“内亚性”问题。汉语史研究中有个“阿尔泰化”的提法，其实类似的思考可以延展到汉晋以后华夏社会的许多方面。用一个也许过于简单的表述：汉晋的华夏社会向隋唐的汉社会的转化过程，关键的历史阶段在十六国北朝，正是这个时期内亚性的骤然扩张，促成了从“华夏”到“汉”的急剧转变。由于历代史书编纂的主导意向更加有利于汉唐历史连续性的传统论述模式，这种变化在史料上不免呈现为零碎而且模糊，在研究上则表现为问题与结论的开放。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开放性。唐代皇陵所展示的皇陵制度显然有别于汉晋，宋敏求《长安志》所谓“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并非都出于华夏旧制。“刻蕃酋之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突厥石人以及突厥杀人石，即所谓balbal的传统，虽石雕技艺有高低精粗之别，列征服对象于墓前，文化精神却是一致的。陵墓前立石雕战马，不见于中古及之前的草原文化，但汉代霍去病墓园的所谓“马踏匈奴”，似乎算是昭陵“琢六骏之像”的一个华夏远源。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在具备了足够的施工条件以后，立即拥抱了华夏传统的这一部分。《晋书·慕容儁载记》记前燕慕容儁专为慕容氏家传名为“赭白”的骏马铸造铜像，“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赫连夏石马，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刻铭，显示雕造于赫连勃勃真兴六年（424）。十六国时期这一铜一石二马雕像，虽然都非为陵墓而造，但其强烈的政治性与纪念性（借用艺术史研究中的onuntality一词）则是与“马踏匈奴”及昭陵六骏前后一贯的。
墓前立征服对象之群像，以及在陵墓前雕造生前坐骑，这两种传统汇聚到唐太宗的昭陵，就发挥出宋敏求所谓“以旌武功”的政治意义与加强历史论述的功能。有趣的是，这一中原新传统后来又进入草原，形成文化交流的某种“交叉感染”。唐玄宗派工匠为阙特勤建墓园，即是仿唐朝制度，具体而微。只是在具有浓郁唐家气息的阙特勤及毗伽可汗墓园之东，仍采用了超过千米的杀人石长列：一切足以加强汗庭统治荣耀的手段，他们都不会错过，无论是古老的草原传统，还是新输入的唐家样式。十六国以后的华夏社会特别是华北的华夏社会，经历了极其复杂、微妙又深刻的文化转型，内亚性的考察只是研究这一转型的一个角度而已，但仅仅从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问题异常复杂，任何单线条的描述都无助于问题的澄清。
因此，我们在看到唐与内亚骏马制名传统有相似之处的同时，对二者间的相关也保持一点耐心，继续思考，继续考察。
注释
[1]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1927年排印本，第1册。参看阮廷焯《秦再思洛中记异录辑》，载《大陆杂志》第66卷6期，1983年。
[2]白鸟此文原载《东亚の光》第一卷第四号，1906年8月；收入《白鸟库吉东洋史论集》第一卷《西域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41年。
[3]见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4年。
[4]又译《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 exotics, 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中文译本由吴玉贵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5]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九之二十二“上茅宫城（旧王舍城）”第2条“舍利弗证果故事”，中华书局，1985年。
[6]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下编之四《唐代汗血马“叱拨”考》，中华书局，1998年。
[7]ghat-nāhat-nāa dihkhudā and tehran university press,1373/1994。
[8]阙特勤碑文的录文、转写、翻译与注释，有很多研究者和很多作品，这里依据tat tek, a graton: 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