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1/2)
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
对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敬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她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二十多岁时,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昵地称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
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不,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来,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部。每天晚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听出老茧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与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棋琴书画、风花雪月等,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她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强烈。
秉义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起先似乎和政治无关,但聊着聊着,不知怎么一来又和政治有关了。”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资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闲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她对女婿讲什么很宽容。
倒是冬梅很潇洒,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罢晚饭,她起身便走,或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做在学校没做完的工作。有时也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掺和几句,不感兴趣起身又走。她还抱怨说,丈夫陪她的时间少了,陪她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秉义,你听听,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惯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秉义问:“妈指的是书法,还是字意呢?”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她说:“两方面你都谈谈。”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能看出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此人行书草书比楷书更高一筹。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未免有些拘谨。”
她拍膝说道:“对极了。”
她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文革”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入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