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9）（1/2）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在欧洲，知识分子在出版社或者报社工作，要不然就是依靠老婆养活，要不然是父母社会地位优越，每月给儿子一笔开销；要不然知识分子当工人，或是犯罪，他们靠劳动过正当人的生活。而在墨西哥，也许墨西哥的情况可以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除外，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工作的。以前是为革命制度党，现在是为民族行动党。从知识分子角度说，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驱邪！改变或者至少企图影响墨西哥时代。管他有没有麻子，先涂上一层脂粉再说罢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但这并不排除深夜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提供一份政府里的好工作，一份高薪的职务、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受之无愧的职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这样的机制让墨西哥作家闭目塞听，会让他们发疯。比如，有些人动手翻译日本诗歌，可是不懂日语；有些人干脆酗酒麻痹自己。我认为阿尔曼特罗并无奢求，他两样事都干。在墨西哥，文学如同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不知你们明白不明白？气候很好，太阳高照，你可以出门，去公园里坐坐，打开一本瓦莱里 ［63］ 的著作，可能瓦莱里是墨西哥作家最喜欢阅读的作家了，然后去朋友家走走，聊天。可是你的影子已经不再跟着你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影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你。可你假装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有所察觉，你那个鸡巴影子已经不跟着你走啦；可是，这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阳光在你没戴帽子的脑壳里引起的潜意识程度啊，什么酒精摄入量啊，什么像地下蓄水池那般庞大的痛苦的活动啊，什么对可能偶发事件的担心啊——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疾病，什么受伤害的虚荣心啦，什么一辈子至少守信用一次的愿望啊。实际上，你的影子消失了，你暂时把它给忘记了。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缩小丝毫没有减弱舞台的效用。仅仅就是舞台越来越小，观众席越来越小，观众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少罢了。当然，这座舞台存在的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加了一些新舞台。有绘画舞台，很大，观众不多，但每位观众，用一种说法吧，都很高雅。有电影和电视舞台。这个舞台的容量很大，总是爆满，前台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有时，知识分子，对这个舞台的阐释者，也作为特邀嘉宾登上电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矿洞还是那个矿洞，稍稍有些角度的变化，虽然也许伪装变得更加厚实，矛盾的是伪装里充满了幽默元素，尽管这元素散发着臭味。这个幽默的伪装自然是为许多说法服务的了，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为了赢得公众的眼球，这些说法最后总是缩小为这两点：理解和眼球。有时，知识分子也长时间占领电视舞台。从矿洞里继续不断传出喊叫声，而知识分子总是错误地解释原由。实际上，虽然理论上知识分子是掌握话语的主人，但是根本没有能力丰富语言。他们使用的漂亮话语全都是从前排观众那里偷听来的。人们常常叫这些前排观众为‘鞭打派教徒’。他们有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造词——编造恶心的词汇，这些人的死亡率很高。工作日一结束，剧院关门，矿洞口就用大钢板堵上。知识分子就打道回府了。月亮是圆圆的，夜间的空气是纯纯的，真是月色可餐啊！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音符传遍大街小巷。有时，某个知识分子会走错路，一脚踏进酒馆，喝龙舌兰去了。于是，他想某一天他会出什么事情。但不会有事。什么也不想了。一味地喝酒和唱歌。有时，某人以为看见了一位传奇性的德国作家。实际上，他只看见了一个影子，有时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影子，每天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避免知识分子累死或者吊死在门框上。可此人发誓说他看见了一位德国作家，还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眩晕感和欢快情绪统统寄托在这个誓言中了。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阳光普照，但不灼人。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

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

“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他们给剩下的旅馆和汽车旅馆打了电话。阿琴波尔迪没在任何一家旅馆住过。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三人认为阿玛尔菲塔诺是对的，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可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阿琴波尔迪的墨西哥之旅仅仅存在于“蠢猪”的心眼里。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三人看书，喝酒，没心思出旅馆。

当天夜里，丽兹在利用旅馆的电脑检查自己电子邮箱的时候，收到莫里尼一封邮件。莫里尼在信中谈天气，仿佛没什么更好说的了，他说从晚上八点都灵开始下倾盆大雨，直到凌晨一点还没有停止；他衷心祝愿丽兹在墨西哥北方能赶上好天气；他以为墨西哥北方从不下雨，只是夜间寒冷，这只发生在沙漠里。也是当天夜里，回完电子邮件（不是莫里尼的）之后，丽兹回到自己房间，梳头，刷牙，在脸上擦润肤膏，在床上坐了片刻，双脚着地，想心事；接着，来到走廊上，敲打让－克劳德的房门，又敲开曼努埃尔的门，二话没说，领着二人进了她的房间。她跟两人做爱，一直干到凌晨五点钟。随后，两位评论家遵照丽兹的指示，回到各自房间去了。两位男子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丽兹没有成眠，她稍稍整理了一下床单，熄灯，但是合不上眼睛。

丽兹在想着莫里尼，确切地说，她看见莫里尼坐在轮椅上，面对他都灵单元房的一扇窗户，她没去过这个房间。莫里尼望着街道和旁边建筑物的外貌，注视着不停的雨水。对面的建筑物是灰色的。街道昏暗，但宽敞，尽管一辆车也没有，大街两侧每二十米种植着瘦弱的病树，可以说是市长或者市政建设总指挥的“杰作”。天上好像蒙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毛毯。莫里尼向外张望的窗户很大，像阳台窗户，高大，不宽，对，上下很长，干净得很，亏了有雨水滑下，否则看不出有玻璃。窗框的木头粉刷成白色。房间里灯火辉煌。墙壁发亮，书架上的图书排列整齐，墙上悬挂着为数不多、品位高雅的绘画。没有地毯，没有家具，只有一张黑皮沙发和两把白皮扶手椅，它们丝毫不妨碍轮椅自由行动。门是双开的，处于半开状态，通向黑暗的走廊。

那么莫里尼本人呢？他在轮椅上的姿势说明有些被人遗弃的样子，仿佛夜间观雨和欣赏入睡的左邻右舍，让他心中充满了期待。有时，他双臂放在轮椅上，有时一手支撑头部，肘部落在轮椅扶手上。双腿死气沉沉，像垂死少年的腿，下身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太肥大。上身是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左手腕上戴着手表，表链太松，但不至于脱落。脚踏便鞋，很旧，青色布面，黑亮如夜。整个衣服宽大舒适，便于家中行走，从莫里尼的姿态看，差不多可以断定他第二天不打算去上班，或者想迟到。

窗外的雨丝，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说的，斜斜地落下；莫里尼疲惫、安静和无助的样子，很有些农民的气质，整个身心都陷于没怨言的失眠状态。

第二天，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出门去逛手工艺品市场，起初他们把这个市场理解成为了圣特莱莎市民准备的农贸市场，来到这个市场的有手艺人和远近郊的农民，他们用小车推或者驴子驮，把产品运进市场，甚至还有来自诺加莱斯 ［64］ 和维森特·格雷罗的牛贩子，还有来自黑水河和卡那内阿的马贩子；如今这市场就是惟一为来自美国凤凰城的游客准备的，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三四辆轿车而来，夜幕降临前离去。但三位评论家喜欢这个市场，原本没打算购物，可到最后，让－克劳德花了很少一点钱买下了一个泥塑，样子是一个男人坐在石头上读报。是个黄头发男子，前额上有两个魔鬼样的犄角。曼努埃尔则买下一块印第安地毯，卖主是个有地毯和披肩摊位的姑娘。实际上，他不太喜欢这块地毯，但姑娘可爱，他和她聊了好大工夫。他问她是哪里人，因为他觉得姑娘带着地毯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姑娘回答说，她纯粹是本地人，就住在市场西边那个居民区。她还说，她正在读高中，如果顺利的话，她准备念医疗护理做个护士。曼努埃尔觉得这姑娘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也许对他的品位来讲过于纤细了一点。

阿玛尔菲塔诺在旅馆恭候三人。这三位邀请阿玛尔菲塔诺共进午餐。饭后，四人前往圣特莱莎仅有的几家报社访问。四人查阅了“蠢猪”在墨西哥城见到阿琴波尔迪之前一个月的全部报纸，一直查到昨天。关于阿琴波尔迪路过墨西哥城的蛛丝马迹，他们半点也没找到。他们查阅了讣告栏。接着，钻到社会、政治栏，甚至看了看农牧业版面。有家报纸没文化副刊。有家报纸每星期用一个版面报道图书评论和圣特莱莎的文艺活动。其实还不如把这个版面给体育栏目呢。下午六点，三人在一家报社门口与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别，然后回旅馆去了。淋浴后，各自查阅电子信箱。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给莫里尼写信，讲述寻找的结果：收效甚微。他俩在信中告知，如果情况没有大变化，可能一两天内，三人就回欧洲去。丽兹没有给莫里尼写信。她还没回莫里尼的上一封信，不想面对那个一动不动、赏雨的莫里尼，她好像有话要说，可在最后时刻还是没说出来。她不写信，也没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什么，就给墨西哥城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经过几次失败后（女秘书和女管家不懂英语，努力半天也没用），终于接通了“蠢猪”。

“蠢猪”以惊人的耐心用纯正的英语（受益于斯坦福大学）再次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从阿琴波尔迪在下榻的旅馆里受到三名警察的盘问、旅馆有人打电话给他开始，一直到他和阿琴波尔迪初次见面。逛加里鲍尔迪广场。返回阿琴波尔迪住的旅馆。拿行李。送阿琴波尔迪上机场为止；阿琴波尔迪飞往埃莫西约，这是一次悄悄的旅行。后来，他再也没见到阿琴波尔迪。从这一刻起，丽兹仅限于问他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阿琴波尔迪高个，超过一米九，虽然后脑勺谢顶，可仍满头白发，消瘦，但肯定结实。

丽兹问：“特老？”

“不，不是这个意思。”“蠢猪”说道，“他一打开行李，我看见里面有许多药品。他有不少老人斑。有时，他显得很累，虽然恢复或者装做恢复得很快。”

丽兹问：“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

“蠢猪”说：“蓝色的。”

“不是指眼珠。我早就知道他的眼珠是蓝色的。他的全部著作，我阅读过不只一次。他的眼珠不可能是别的颜色。我是问他眼睛的样子，他眼神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电话那一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好像“蠢猪”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或者好像这个问题也许“蠢猪”早就想过多次，可是没有找到答案。

“蠢猪”说：“很难问答。”

“您是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没人在长时间里见过阿琴波尔迪。您的处境、地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特殊的。”丽兹说。

“真他妈……”“蠢猪”说。

丽兹问：“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我在想事。”“蠢猪”说。

片刻后，他说：“他的眼睛像瞎子，我不是说他看不见。可样子跟瞎子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那天夜里，三人出席了大学校长内格雷特为欢迎三人而举行的晚会，虽说稍后一些时候三人才知道晚会是为了欢迎他们才举办的。丽兹在校长的院内花园散步，非常钦佩校长夫人一一说出花卉名称的本领，尽管随后她一个也没记住。让－克劳德长时间与系主任盖拉谈话；还跟一位大学教授聊天，此人曾经在巴黎宣读过一篇关于一位用法语写作的墨西哥人的论文（一个墨西哥人用法语写作？），对，对，正是如此，一个少见的怪才，这位大学教授说了几遍怪才的名字（是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什么加西亚？）；怪才的命运相当坎坷，因为“二战”时通敌；对，对，他是塞利纳 ［65］ 和德里欧·拉罗舍尔 ［66］ 的密友，是莫拉斯 ［67］ 的弟子；法国抵抗组织把他给枪毙了，不是莫拉斯，而是墨西哥怪才，对，对，他知道应该像个男子汉坚持到最后，而不是像许多法国同事那样夹着尾巴逃到德国去，这个墨西哥怪才，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加西亚（也许叫洛佩兹？或者佩雷斯？）不离开家门，像个墨西哥好汉那样等着人家来找他，人家把他拉（是拖拉？）到楼下面对大墙时，他双腿不软；结果就在墙边把他给枪毙了。

与此同时，曼努埃尔自始至终坐在内格雷特校长身边，还有几位与校长同龄的名人，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一点点英语；他不得不忍受一场颂扬圣特莱莎近年来持续进步的谈话。

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都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身边一直有个陪同。那是个漂亮小伙子，体型像个体操运动员，皮肤白皙，像牛蒡草一样贴在智利教授身上；他不时地像演戏那样打手势，做鬼脸，好像在发疯；他有时又一心倾听阿玛尔菲塔诺讲话，总是摇摇头，这些摇头的小动作几乎是痉挛性质的，好像不乐意遵守谈话的一般规则，要么就是阿玛尔菲塔诺的讲话（从面部表情看像是责备）没切中要害。

三人在晚餐时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猜测。建议如下：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西班牙文学概况（曼努埃尔主讲）；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法国文学概况（让－克劳德主讲）；讲授一次当代英国文学概况（丽兹主讲）；给老师们开设关于阿琴波尔迪与德国战后文学概况的专题课（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合讲）；参加关于欧洲和墨西哥经济、文化关系座谈会（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加上系主任盖拉以及大学里两位经济系教授），参观马德雷山脉，最后出席在圣特莱莎近郊一庄园里举办的烤小羊晚会，预计与会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教师；据系主任盖拉说，风景特美，校长则强调那里风景格外粗犷，有时令人不快。

三人的猜测是：有可能阿玛尔菲塔诺是个同性恋者，那个热情的年轻人是他情人，这是个令人恶心的猜测，因为夜幕还没有降临，三人便得知那年轻人是系主任盖拉（阿玛尔菲塔诺的顶头上司和校长的左膀右臂）的独生子；这样一来，要么是三人大错特错，要么是系主任盖拉根本没想到自己儿子会惹出这样的麻烦。

曼努埃尔说：“闹到最后会动枪的！”

随后，三人又说了别的一些事情，后来就去睡觉了，感觉筋疲力尽。

第二天，三人坐着轿车在城里兜风，不慌不忙，信“马”由缰，仿佛真的指望什么时候能发现人行道上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老人缓缓独行。城市的西部非常贫穷，大部分街道没有铺沥青，大海般的破房是用废弃物资快速搭建起来的。市中心是老城，是三四层的楼房，有几处广场是带游廊的，也陷于破败景象；石头路上，匆匆忙忙走着年轻的职员，只穿着衬衣；还有背着大包袱的印第安妇女。三人看到了站在街角懒懒散散的妓女和拉皮条的小伙子，这是从墨西哥黑白电影上抽出来的画面。城市东部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区。他们看见那里的街道两侧栽种了精心护理的花木，还有公共儿童乐园以及商业中心。大学也在东区。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工厂和废弃的货棚，还有一条挤满了酒吧、纪念品商店和小旅馆的大街，据说那里夜晚无人入睡。城市郊区有最穷的居民区，虽然不十分杂乱；荒地上，偶尔可见一两处学校。在城市南部，他们看到了铁路和几个足球场，是为穷人玩球用的，四周都是棚屋；甚至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没有下车：一队叫“垂死挣扎”；一队叫“忍饥挨饿”；还看见从城里延伸出来的公路；还有一条由两座垃圾山形成的峡谷；还看见了居民区里到处是瘸子或瞎子等等残疾人；还看见远方时不时地出现工业仓库和加工厂的轮廓。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圣特莱莎也是没有尽头的。比如说，如果继续前进向东走，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中产阶级居民区就结束了，突然，好像是西部的反映一样，也出现了贫民区，到了这个地方就与崎岖的山岳地貌混淆在一起了：山头、洼地、旧庄园的废墟、干涸的河床避免了人群扎堆。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分开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隔离墙。下车后，他们看见墙那边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西边，有两个工业园区，被贫民窟包围。

他们相信这座城市每时每刻在发展。他们看见了城市的四郊都有成群的黑兀鹫，它们警惕地游走在牧场上，本地人称它们“美洲黑鹫”，又叫“兀鹫”，实际上就是吃腐肉的秃鹰。当地人说，哪里有秃鹰，哪里就没有别的飞禽。在圣特莱莎通向卡沃尔卡公路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的观光花园里，三人喝龙舌兰和啤酒，吃玉米肉饼。黄昏时分，天空像一朵食虫花卉。

三人回到旅馆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盖拉之子陪同下已经恭候多时。盖拉之子邀请三位去一家餐厅吃北方特色菜肴。餐厅还有些动人之处，但饭菜简直要命。三人发现，或者以为发现了，智利教授和盖拉之子的关系更多的是信仰（信奉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而不是同性恋，这让三人稍稍安心些，因为他们已经用说不清的方式对阿玛尔菲塔诺产生了好感。

三人像沉入海底世界一样度过了三天。其间，他们从电视里寻找异乎寻常的消息，重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因为忽然间不理解他的小说了；午睡的时间很长，夜晚三人总是最后离开花坛；三人谈起各自的童年生活，仿佛从来没说过这个话题似的。三人第一次感觉亲如兄妹，或者亲如突击队的老战友，对三人来说，别的事情，大部分已经没兴趣了。常常喝得大醉，迟迟不起床，只是偶尔迁就一下阿玛尔菲塔诺，出去兜风，参观城内有趣的地方，说不定这些地方可能吸引一位假设中的年老德国游客呢。

是的，三人的确参加了烤羊肉晚会。他们的举止适度、谨慎，好像三位宇航员刚刚到达一个万物不确定的星球。在烤肉的院子里，三人看到了多处冒烟的窟窿。圣特莱莎大学的老师们展示了干农活的不寻常本领。两位老师赛了马。另外一位演唱了一首1915年的民谣。在斗牛场上，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试套牛索的运气，结果很不相同。等内格雷特校长一出现（此前他跟一个庄园管家模样的家伙关在屋内谈话），大家动手挖出烤肉木架；一阵阵肉香夹杂着热土的气息传遍整个院落，肉香和热气把人们裹在烟幕里，如同暗杀前施放的迷雾，但随后就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女人们把盘子摆在餐桌上，一路上散发着衣服和肉体的芳香。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都做了噩梦，可能是羊肉加酒精的效应；醒来时，虽然努力回忆，但依然想不起来什么。让－克劳德梦见一张纸，正面、反面都看过了，各种方式都使用了，来回摇晃纸张，或者摇晃脑袋，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仍然摇不出结果。丽兹梦见一棵树，是英国橡树，她举着树，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一块让她满意的地方。那树有时没根，有时树根拖拉得很长，好像大蟒，或者像戈耳工的长发。曼努埃尔梦见一个卖地毯的女孩。他想买一块，随便什么样式的都行，女孩给他展示大批地毯，一块又一块，忙个不停。女孩的一双黝黑的胳膊细长，总是在动弹，这让他没法开口讲话，不能说些要紧的事，于是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摊位。